「文壇憶往」我的豬娃不尿炕
朱虹
一九七零年 七月，我放下剛剛九個月的兒子，辭別上小學的女兒，拆了那1十二平米的家，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大隊人馬，來到河南息縣，開始了五七幹校的戰鬥生活，而且不是「一陣子」，是「一輩子」。我們外國文學所分到東岳公社。住定後我被分配養豬。我們所行政科的張承亮同志把我領到豬圈跟前，打開柵欄，十來頭豬一哄地往外跑。老張叫我識別好豬的屎和病豬的屎。屎是容易分別的，問題是怎麼把這屎跟拉了這屎的豬對上號。
老張揮動著鞭子，跟在豬的后面，喊著「羅羅羅」控制豬的亂跑。我也跟著喊「羅羅羅」可是豬根本不理我，照直往大田裡衝。老張糾正我的發音---發音不准，豬就不理你。多少年後我在美國的波士頓大學教書，有一年被邀請在該校的外國語言文學學院作畢業的祝詞，我就講了這個故事。同學們若有所悟，笑著說：「豬都這麼在乎發音准確，我們豈敢馬虎？」可是我無論怎麼吆喝，豬仍然亂跑，往公社的大田裡衝, 怎麼辦？我的老辦法－查書！
我弄到一本解放軍養豬的小冊子，其中介紹了用吹哨子管理豬的竅門兒。恰逢女兒杏子放暑假跟我在一起，她一溜煙兒跑到集上去買了哨子（我們幹校學員外出得請假，還得三人同行）。有了哨子，我跟杏子就按解放軍的經驗趁開飯的時候在豬的耳邊吹哨子，使它對哨音引起美食的聯想。我們在訓練中嚴格遵守游戲規則，無食物決不吹哨子，以免發生「狼來啦」式的悲劇。可是意外還是發生啦。有一天，晚飯後，五七戰士們正準備回家（我們住老鄉家）軍宣隊頭頭吹哨子要大家集合聽他傳達文件。哨子一響，人還沒動，豬娃卻把軍宣隊頭頭給圍住啦。多年以後，我女兒在美國的威爾斯利大學讀書時，把這件往事寫成紀實散文發表在校刊上。
我們豬班共三個人：張羽，李健吾老先生，還有我。張羽幹重活兒，拉排子車走幾十裡地，拉回幾百斤麩子喂豬。李健吾老先生打掃衛生，忙裡忙外，把豬圈弄得乾乾淨淨，豬不生病。我管豬食，學會了挑擔子，最多可以挑七十斤。麩子加我們食堂的泔水不夠吃。我有幾次鑽進食堂旁邊的席棚，拿過大南瓜，切成塊兒，煮了喂豬。豬們吃得美滋滋的。還是按照解放軍養豬的經驗，夏天我把五七戰士們扔的西瓜皮撿起來，洗淨，用酒曲炮制，釀成甘美的西瓜酒，我的豬娃喝足了就睡大覺。
說起豬娃兒的睡眠，我要回溯到頭一年的年底。天冷了，有的豬娃身上長了瘡。原來，天冷了，他們懶得起夜，把炕上鋪的草都尿濕了，所以皮膚上長瘡。我請教了公社獸醫站的同志，學會了給豬打針。可是問題還得從根本上解決。我弄來一個大手電筒，一根竹竿，還有原來的哨子。每晚１２點，我悄悄地起床，披上外衣，拿上電筒，竹竿和哨子，就到豬圈去。用手電照他們的眼睛，用竹竿捅他們的屁股，吹哨子趕豬娃兒們起來撒尿。它們不情願的哼哼唧唧的下來撒了尿便跑回去接著睡。豬娃們很快發現，誰搶先撒了尿就可以回去搶到「熱炕頭」而動作慢的撒完了尿，只能爬在同伴的背上，任憑風吹雨打。
豬的問題解決了，我這裡出了個小問題。我穿來的一雙舊雨鞋破了一個小洞，髒水，冷水滲進去，刺骨的寒氣一直滲到膝蓋。沒有辦法，只能忍著。我的秘密被一位同事發現，她驚呼，這還了得，會引起什麼什麼病，困擾終生……說著她拿出自己備份的一雙嶄新的雨鞋，逼著我穿上。她是邵殿生，《世界文學》編輯部高級編輯，我們見面打招呼，從沒有真正交談過。我的腦子裡立刻想到田納西·威廉斯的劇本《欲望街車》裡的名言「陌生人的好心相助。」我無法多想下去，但這件事我銘記在心，永不能忘。
回過頭看看我們的豬娃，我們建立了秩序，每日的飲食起居都按步就班，倒是我們的大母豬有了情況。我牽著她一路小跑，到了配種站，交了一元的配種費，我就把母豬交給工作人員，自己找塊石頭坐下休息。周圍有一些閒人在那兒閒聊，不時用奇怪的眼光看我。我帶著母豬回家一問，才知道，原來配種站不是女人去的地方。我竟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我們伺候懷孕的母豬，計算著日子。好像是一個深秋的夜晚，母豬有動靜了。領導安排人輪流值班，連楊絳先生也被安排值班。我們的母豬一連產下六個像耗子大小的小崽子。我們小心翼翼的給它們打預防針，隔離喂養，但它們還是死了。產下六個小崽之後，母豬又產下十二隻很壯實的崽子，各個出了娘胎就趴在媽媽的肚子上叼住一個奶頭起勁地吃奶，從此各有各的奶頭。母豬有十四個奶頭，十二個被佔，還有兩個閑置著。這十二隻小豬裡只有一個小不點兒，動作慢，常被哥哥姐姐擠到一邊，夠不著自己的奶頭。我把它放到母豬那兩個多餘的奶頭上，那小東西硬是不要，非得要自己的那個原始的奶頭不行。
我不由得想起莫言的小說《生死疲勞》中描寫的那個霸道的豬，它霸佔他媽媽的所有奶頭，非得一個一個地吃完才罷休。這可能嗎？除非他們高密的豬特別霸道，而我們息縣的豬特別死心眼兒。
一九九三年九月，我在美國的波士頓，偶然碰到老友，哈佛-燕京學社的主任韓南教授。閒聊當中他提到他六十歲了。我一想，啊，「我也六十歲啦。」他問我，你六十歲啦，你有什麼感想？我不假思索，脫口而出：「現在要我下鄉，我可受不了！」
可是當年下五七幹校，那些老先生不都是六十開外的人嗎？他們是什麼感受？他們是怎麼熬過來的？他們年老體弱多病，在家都有人照顧，突然被迫離家，到這個貧苦的農村，吃的是南瓜，住的是老鄉的土房子，後來又是幾十個人的營房。。他們有的人不得不把髒衣服打包裹寄回北京，有的人收到親人寄來的食品，不敢吃也不敢說，竟趁天黑偷偷把包裹埋了，夜裡又被野狗刨出來，成為一個事件被追查……現在說起來可笑，可是仔細想想，可悲。知識分子怎麼落到這步田地？
我們是他們的學生，徒弟，怎麼會對導師的處境那麼麻木？怎麼一點也不體貼他們的心情？那時，我們的再教育包括看電影。放映隊一村一村的走，到我們這裡往往是後半夜。一聲號令我們就得起床，在身上臉上涂抹避蚊油，夾著板凳排隊走，去看朝鮮或阿爾巴尼亞電影。這種再教育，老年人怎麼受得了？果然，莊壽慈老先生坐下看電影就再也沒有起來。這位早期譯介美國文學的老學者就這樣悄悄地走了，甚至沒有給大家安排一個最後的告別。
法國文學專家李健吾先生，以七十多歲的高齡還要天天掃豬圈。好像有一個名額，他便申請回京探親，照李先生跟我說，是允諾了。可是沒有兩天，領導改口，對李先生沒有解釋，「就是不讓你去！」李先生和衣躺在床上，望著屋頂，一言不發，一動不動。過了許久，我說：「李先生，您的褂子蹭了豬屎，脫下來，我給您洗洗罷，」「不洗。豬不髒，人髒。」
不記得是個什麼節日，我們打牙祭，吃雞！「老先生」們被安排洗雞。他們在一塊空地上圍坐一圈，每人跟前都擺著幾隻殺好了並拔了毛的雞。我的導師卞之琳出語驚人：「雞，洗干淨的終極標准是---摳鼻子眼兒，挖耳朵眼兒」大家哈哈笑。
他們圍坐在那裡，我看見各方面的專家：莎士比亞，羅曼羅蘭，海明威，俄羅斯詩歌，法蘭西戲劇……可是他們說的卻是給雞摳鼻子眼兒，挖耳朵眼兒的大事。
一九七二年夏，我們這些五七 戰士奉命回單位。我們回到北京，沒有幾年，李健吾先生過世了。改革開放後，一位英國漢學家，找到外文所，說訪問李健吾先生，要寫他的傳記，可惜他晚了一步。
（朱虹，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一九九二年起任美國波士頓大學外國語言文学專業客座教授，現已退休。國際筆會北京中心會員。 朱虹長期關注東西方女性主義研究，是中國第一代女性文學批評家，也是把中國當代文學介紹給英語世界的女翻譯家。上世紀五十年代开始发表作品。 著譯豐富，譯著以中譯英為主。以英文撰寫的文學評論在英國、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學術刊物上發表。）
《親愛的生活》譯後
姚媛
加拿大短篇小說家艾麗絲·門羅很少出現在公眾視野中，很少出現在簽售會上，也難得接受採訪，但是，她在近半個世紀的文學生涯中創作的十餘部作品卻使她躋身當代最偉大作家之列，為她贏得了無數讀者，捧回了眾多大獎，包括令人矚目的二0一三年諾貝爾文學獎。
門羅是低調的。她稱自己“並不是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只是一個普通的家庭主婦。”文如其人，門羅的作品沒有跌宕起伏的情節、激動人心的高潮、華美鋪張的詞藻。讀她寫的故事，仿佛坐在廚房桌邊，聽一個家庭主婦用樸素的語言娓娓述說瑣細的生活。但是，我們被她的述說吸引，不由自主地走進故事裡，漸漸地發現，平凡的生活中涌動著暗流，平靜的表情下蘊藏著稪雜的情感，平實的語言體現了這位自稱“家庭主婦”的作家對人生的細致觀察和透徹洞悉。《親愛的生活(Dear Life)極好地詮釋了門羅的創作特色。
《親愛的生活》由九篇虛構的故事和四篇自傳性的回憶組成。故事(除第一篇《漂流到日本》)發生在門羅的故鄉，安大略省休倫湖邊的小鎮，鎮上的居民偶爾會去多倫多，但通常在短暫停留之後又回到小鎮。這樣的小鎮在門羅以往的作品中也時常出現，有人因此稱門羅為鄉土作家。但是，她並沒有在當地特有的風俗人情上花費筆墨﹔相反，她筆下的小鎮仿佛並不在陌生的地方，小鎮居民的生活不祇是他們的生活，也可能是我們的生活。他們都是普通人，沒有偉大的成就、驚人的壯舉、傳奇的經歷，而是在每天的柴米油鹽中幻想愛情和未來，在與疾病抗爭後無奈地接受衰老和死亡，在物質和心理的困境中掙扎、妥協或逃避。這些不正是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內容嗎？
因此，門羅的故事並不囿於小鎮，甚至並不囿於加拿大，而是具有更加廣泛的普遍性。她絕非在絮叨她所熟悉的小鎮上的家長里短，而是通過編織故事清晰地表明了她對生活的看法：看似平凡單調的生活實則並不輕鬆簡單，「事物的複雜性，即蘊含在事物之中的事物，似乎無窮無盡。」
生活的複雜性在於其不確定性。我們從不知道故事中人物的生活軌跡會向哪裡延伸。愛情、疾病和死亡突然降臨，改變了人物對生活的預想，如《離開馬弗里》中年輕的退伍士兵和他的已婚老師的故事﹔偶然的選擇也會給人物的生活帶來大影響，如《沙礫》中「媽媽」離家出走與女兒溺水身亡的聯系。
這些故事中的事件往往發生得毫無徵兆，甚至莫名其妙，因為生活就是如此無常。門羅在敘事中對時間順序和情節的安排強調了這一看法。時間順序在門羅的故事中往往被打亂，情節常常發生突然的逆轉，有時故事的開頭顯得突兀，有時故事在敘述的中途戛然而止。《火車》有一個門羅式的典型開場。杰克遜突然跳車，將讀者猛地拽進正在進行的事件之中，卻不提供關於人物或事件背景的任何解釋，甚至暗示。接著，故事在不同的時間點之間穿梭跳躍，直到在出人意料之處突然結束。《漂流到日本》中的格麗塔意識到自己對丈夫的背叛是「一種罪惡」時，她曾經希望與之發生曖昧關系的男人已走到她身邊，這讓原本走向平淡的結尾很可能成為一段無法預知的故事的開始，讓人物和讀者都始料不及。
門羅不僅善於描寫複雜的生活，更善於刻畫複雜的情感。《親愛的生活》的人物極少有愛憎分明的情感，也從不以任何激烈的方式表達情感。這也許是因為他們對自己的情感說不清，道不明﹔也許是因為他們內心深處的渴望不符合社會習俗的要求，因而被壓抑﹔也許是因為情感本身往往就是模糊朦朧，相互纏繞，難以確定。《火車》中的貝爾對父親的厭惡、同情、思念和愛是怎樣難分難解？《亞孟森》中的薇薇安對醫生的感情是愛，抑或僅僅是性的吸引？《離開馬弗里》中的雷多年來對病重的妻子不離不棄，可在故事結束時，他努力記起的為什麼是另一個女人的名字？
門羅對生活的看法在《親愛的生活》最後四篇回憶中也得到了體現。門羅的作品中常常出現家人，特別是父母的模糊身影。她與母親並不融洽的關係和她與兩任丈夫的相處是很多讀者和評論家好奇和研究的話題。但是，如果我們指望在這四篇回憶中找到傳統自傳提供的信息，那就祇能失望了。這四篇作品雖然「並不完全是虛構的故事，」但也「並不完全是對真實事件的敘述。」至於其中哪些是虛構的故事，哪些是真實的事件，我們並不知道。事實上，這四篇作品將真實、虛構和感受糅合在一起，是對傳統自傳的挑戰和顛覆。
自傳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回憶，而回憶是不可靠的。首先，隨著時間的流逝，回憶會變得模糊。在《親愛的生活》最後的四篇回憶裡，場景有時是碎片式的，時間有時是跳躍式的，最後一篇尤其如此，表現了回憶的特質。其次，回憶也是一種敘事，不可避免地會經過敘述者的選擇和闡釋。客觀事件會受到主觀感受的影響，有些細節可能被忽略了，有些細節可能被扭曲了。因此，這四篇回憶具有「自傳的性質」，但僅僅是「就情感而言」。換句話說，我們從中看到的不是門羅對過去事件的複述，而是她對自己的生活，也是對生活本身的看法和感受。生活充滿了變化，「有時走錯了方向，有時遇到挫敗，有時令人滿足。」這就是她的生活，就像人物的生活一樣，也像我們的生活一樣。
無論生活多麼變化無常，複雜難解，門羅總是可以用不動聲色的語調和簡單樸素的語言流暢地描寫。她的語言質樸無華，但日常化的用詞有著准確豐富的含義，可以從不同的角度理解，可以指向眾多的言外之意。她的語調平靜從容，與深刻豐富的內容形成對比，讓讀者獲得對故事更強烈的體會。
門羅常常被人與其他偉大作家相比：她筆下的小鎮與福克納筆下的約克納帕塔法縣相似，她筆下的女人與厄普代克筆下的男人相像，她被稱做「我們的契訶夫」。其實，任何比較都無法盡現門羅的特色。門羅就是門羅。她獨一無二。
（姚媛，文學博士，從事加拿大文學的翻譯與研究，著有《身份與第三空間：邁克爾·昂達奇作品主題研究》，譯有《世代相傳》、《身著獅皮》、《少年Pi的幻漂流》、《親愛的生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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