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編:瘂弦
本期執行編輯:林楠
刋頭題字:古中
最柔韌的痛
──記「中山杯」華僑華人文學獎面向世界
陳瑞琳
中山，一個誕生歷史偉人的地方，如今，正在成為海外華文文學的勝地。因為有了“中山杯”華僑文學獎，當代中國第一次莊重地把聚光燈照耀在了海外華文作家的身上。
自中國大陸上世紀八十年代洞開國門，海外華僑華人文學越來越成為獨具影響力的文學現象，“中山杯華僑華人文學獎”正是在這歷史背景下應運而生。這是國內文壇第一個專門面向全球華人所設立的文學獎項，從2009年開創以來，共有39部（篇）作品獲獎，該獎項正在成為檢閱世界華文文學的一個重要視窗。
作為一項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文學獎項，第三屆“中山杯”華僑華人文學獎2014年11月11日揭曉，這是歷屆華僑華人文學獎參與國籍最多的一屆，共收到102 位作者投稿。經過專家組幾輪評審，加拿大作家張翎的作品《陣痛》和馬來西亞作家李永平的作品《大河盡頭》共同摘得了評委會大獎，分享30萬元獎金。薛憶溈的長篇小說《遺棄》、臺灣作家夏曼·藍波安的中篇小說《天空的眼睛》、王寶國的長篇紀實文學《華僑抗日女英雄李林傳》、孫必勝的長篇紀實文學《革命者孫眉》獲得優秀作品獎，獎金各5萬元；新作獎分別由山颯的《裸琴》、比利時華裔作家謝淩潔的中篇小說《一枚長滿海苔的懷錶》、張沖的中篇小說《她比煙花絢麗》摘得，獎金各3萬元。11月11日當晚，所有獲獎作家從五湖四海彙聚中山，在華燈綻放的岐江上，嘉賓們乘船來到天字碼頭，在富有南洋特色的步行街大廟下接受頒獎。在他們身上，既飛揚著歷史滄桑的塵土，又燃燒著對故國風雨的眷愛，溫暖的“中山杯”，照亮了海外遊子用文字回家的路。
在歷屆獲獎作家中，有一位神奇的作家，連續兩屆榮獲了評委會大獎，創造了文壇上的奇跡。她，就是加拿大著名華裔作家張翎。
張翎，浙江溫州人，1983年畢業於復旦大學外文系，1986年赴加拿大留學。上世紀九十年代崛起于海外華文壇，首部長篇《望月》可謂厚積薄發，佳評如潮。之後除創作系列中短篇之外，長篇《交錯的彼岸》、《郵購新娘》，奠定了她實力派小說家的海外地位。2009年，張翎以長篇新作《金山》，登上世界華語小說的國際舞臺。2011年，長篇《睡吧，芙洛，睡吧》在海峽兩岸出版，中篇《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 》榮獲中國小說學會評選的“2011年度中國小說排行榜”中篇第一名。在北美新移民文學的波瀾大潮中，塵埃洗定的張翎，將海內海外如火如荼的生活激流納入在陳年舊事的煙雨中娓娓道來，在時空的距離中深情地回顧那曾經蘊含在故鄉草木中的蒼涼故事。張翎的可貴，是她明確地在建構一種陰柔婉約的女性敘述方式，慢板的隨意，清淡的纏綿，讓文字的力度漸漸地力透紙背，以柔含剛，從而將源遠流長的現實主義精神熔鑄成了一種傳統與現代奇妙交合的典雅風範。
張翎的作品，乍看柔軟似水，再看堅硬似山，品讀之下，則是歷史與人性的絲絲陣痛。從《唐山大地震》再到《陣痛》，張翎始終在觸摸著人心深處的疼痛感，她的感覺是如此獨特而尖銳，從而體現出一位嚴肅的現實主義作家所達到的難度和高度。她在《浴火，卻不是鳳凰》裡說過這樣的話：“痛，通常是我寫作靈感萌動的預兆。”
獲獎長篇《陣痛》，可謂是張翎“疼痛小說”的突出代表。她將人類生命中至深至親的“疼痛”，用她那犀利而柔韌的手術刀，為我們層層剝繭，絲絲成縷，最後彙聚成人性靈魂中最本質的能量。小說描寫了從1942年到2008年，三代身份、際遇迥異的母親，經歷了同一種形如鐵律的宿命，從戰爭到文革到“9·11”，由此折射並概括了歷史的風雲變幻，人世的風波險惡，生命的無常無奈，以及穿過苦難困窘的母性的堅韌不拔。在張翎近二十年的小說創作中，她的筆下一直有無法言喻的“痛”，她常常把“寫作”比作一種“飛翔”，她認為：“飛是一種傷痛，落地也是一種傷痛”。但她感激這種“傷痛”，因為“傷痛給了我們活著的感覺”。
兩度獲獎，兩度赴中山領獎，張翎坦言：“第二次獲得同一個獎項，頗感意外。”她在感言中說：“中山杯讓海外作者不再感到孤獨”，而“一座城市能夠有足夠的遠見來看到人的精神需要，這個城市是值得被尊重的。”“寫作本身並不是為了得獎，只是為了真實地面對自己內心的感動，寫出打動自己的作品。”在盛大的頒獎典禮上，她的一句話深深地打動了無數人的心，那就是“我的希望是文學比時代活得更長久些”。孕育著時代變革的陣痛
(陳瑞琳 著名文學評論家 2014年南昌首屆新移民文學國際論壇新移民文學30年傑出貢獻獎獲得者)
評長篇小說《陣痛》
公仲
小說《陣痛》裡的最後一句話是小女孩杜路得說的，“我外婆和媽媽都說，女人生孩子不需要丈夫。”可不是嘛，三代母親，三次撕心裂肺、死去活來的陣痛，生下了三個來歷不明的小女孩。小桃是抗日戰爭時期逃難中“逃”生的，武生是文革時期械鬥中“武”生的，路得則是改革開放時期，在巴黎計程車的“路”上所得的。可她們的丈夫，女孩們的父親是誰呀？到哪裡去了？難道真的不需要他們嗎？其實，這三位母親，各人都有過兩個男人，而且，吟春先後與大先生、谷醫生，小桃先後與黃文燦、趙老師，武生先後與劉邑昌、杜克，他們在一起時，相處得還不錯。只是世事難料，多災多難，厄運不止，真的“男人的缺席就成了危難時期的常態”？這是什麼世道呀！簡直就像是到了一個母系時代了！？作者獨具匠心之處正就在於茲也。一個獨特的觀察世界的女性視角，一個苦難年代與男性失聯後的女性世界。這裡見不到外界的戰火連天、血肉橫飛的悲慘世界，卻有另一種慢刀剜心，血肉模糊的人世間最難忍受而又必須忍受的輪輪陣痛。這裡避開了民族危亡，男兒征戰，奮勇殺敵，生靈塗炭的悲壯場面的描述，卻寫出了面對生死存亡、天塌地陷時，女人們的堅忍、勇敢、充滿信心， 創造生命的偉大奇跡。這也是一種歷史，較之男性書寫的那些正史，它更具人性，更有情感，因而從另一個側面上來看，它更顯示了歷史的縱深度。我以為，長篇小說開掘歷史的縱深度，是與小說的品味和品質成正比的。而張翎的小說正就在這方面，顯示了她的擅長和優勢。我曾說過，她是一位勇於用自己柔弱的肩膀，去扛起沉重的歷史十字架的，極少數的，有責任感的女作家。《雁過藻溪》，寫了三代女性的人生命運的悲劇，《金山》，更是寫了一百三十年海外五代華人的血淚史。這次《陣痛》，三次的陣痛史，寫出了抗日戰爭的殘酷無情，文化大革命的荒唐不經，以及改革開放出國後的新事奇遇，寓意更為深刻長遠。也許可以說，這是孕育著時代變革的陣痛，歷史破阻的陣痛，人性複歸的陣痛。
嚴歌苓說，“天生具有好的語感，可張翎還嫌不夠，還要語不驚人死不休地錘煉她的小說語言。小說《陣痛》就是以她錘煉成金的語言，講述了三代女人從中國到海外的世紀故事。張翎使我們越過文學的熊市看到文學的希望。”先天的語感，後天的錘煉，使她造就出了一種中西合璧的別具新質的華文語言。我在03年曾說過，“她的語言不僅有詩性的純淨、精煉、形象、生動，而且還富有想像力，不時會閃爍出思想的火花和哲理的光芒。它沒有太多民間習俗的鮮活方言俚語，更多屬於海派學者型的機智、靈動的知識份子腔。”時隔12年，她的語言依然故我。《陣痛》堪稱“錘煉成金”的語言，顯得更為老到、洗練。這裡只舉兩個例子：一個是講小桃與黃文燦幾月不見，恍如隔世，文中說，“情緣是一根美麗的絲線，太平年月裡可以繡成花存上一輩子，卻經不起亂世裡輕輕一陣風吹雨打。”還有一處，講武生與杜克的感情糾葛，“感情的繩子最初的時候也許是粗壯的，可是卻經不起時間和距離的拉扯，漸漸地，它終將被扯得稀薄而露出破綻。”杜克“過早地把自己的重量掛在了那根靠不住的繩索上。”“他在年華上輸了的東西，興許能在距離上贏回來。”瞧，這典型的知識份子腔調，比喻形象，意蘊深厚，可一般讀者，理解就有些費勁了。我個人的偏見以為，語言錘煉當適可而止，見好就收，過了，就會叫人覺得有些人工斧鑿之痕，裝腔作勢之嫌，還是自然天成為好。
完稿于南昌大學青山湖區18齋（ 2015.2.8）
(陳公仲 南昌大學教授 著名移民文學研究專家、評論家。 曾任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副會長 ，中國小說學會副會長。 )
夜讀《陣痛》
江嵐
一口氣把《陣痛》看完，已經是淩晨兩三點鐘。從書稿上抬起頭，眼前並沒有“藻溪陶家”的老屋，也沒有謝池巷口的“老虎灶”，不是“布夏”教授在辛辛那提的家，更不是“杜克”位於紐約市區的小公寓……腦子於是有點恍惚起來。
第一次看這部小說是在國內的飛機上。從北往南再從南往北，皮包裡放著好幾本書，全是囫圇吞棗。今夜在我自己寒假的書房裡再讀來，沒有作業要批改沒有課件要準備，周遭萬籟俱寂。這《陣痛》便不再是一顆能囫圇吞下去的棗子，而變成了一根刺，卡在喉嚨裡。咽不下去，只好再喝一杯茶，爭取把它化開來。
首先張翎筆下所鋪陳的那種氛圍並不那麼容易被眼前的現實消解。她描繪場景、營建氛圍的筆法，不是工筆重彩纖毫畢現的細膩周到，也不是水墨大寫意略見輪廓的疏朗簡省，而更接近于鐵線勾。那種篤定的以線界形，刪繁就簡，不受客觀實景的限制，不被空間、方位、透視等元素約束，抽象出一副副既屬於情節屬於人物的，又可以任由讀者的想像自由馳騁，去進行審美加工補綴的場景畫面。環境與與題旨到此有機融匯，成為故事發生和發展的處所，更成為人物心理、思想、感情的烘托與渲染。
比如上官吟春的娘家與藻溪之間的二十裡地，到底是一條什麼樣的路，書裡沒有描述。只知道有一座廟，讓吟春在日本飛機轟鳴的餘響裡驚慌失措地躲了進去。這座廟有多大，也沒有描述，只知道足以容納一具棺材，和那一個，以及那幾個日本兵。後來發生的事情之所以能夠那樣發生，這條路本來的荒涼不難推想，被日本兵蹚過之後益發沒了人跡，更不難推想。這座廟的結構和樣式是模糊的，而其存在卻很真實，真實到成為“上官吟春”一步步變成“勤奮嫂”的轉捩點；環繞著這座廟內外的幽暗、驚惶、痛楚，以及被命運催逼的不由自主也是真實的，不僅真實，而且強韌，以至於一路貫穿了陶家老屋、老虎灶，始終彌漫于孫小桃和宋武生的人生道路上。
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解碼張翎的文字資訊，再重新編排、組合所形成的這座廟以及故事中其他的場景，或許不一定是張翎構思所本的原型。但這一點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無論是張翎的原型，還是讀者的再建構，這些毫無疑問是屬於故事人物與情節的，這就足夠了。
其次，在整個故事鋪演的過程當中，那些進進出出的人物也不是一下子就可以隨手揮去。上官吟春人如其名，只存在於她自己青澀的懵懂的歲月裡。當這段歲月隨呂氏、大先生逝去，她就成為勤奮嫂，和月桂嫂、谷醫生、仇阿寶們一起，拉扯出孫小桃的青春。黃文燦和宋志成切入畫面，又和他們一起，鋪墊出宋武生的悲歡離合。故事不同階段的這三個女主角之間不僅有血緣的承繼關係，生命的軌跡裡也有些宿命的共同特性。
她們都是芸芸眾生裡小小的一分子，在自己的角落裡苦心經營自己的日子。她們對於生活的要求都並不多，無非是溫飽之外再加上一點小小的個人情感的安穩。可她們總是被迫走出自己生命的原點，總是無法安穩。因為上官吟春背後有抗戰，勤奮嫂背後有“文革”、“四清”，孫小桃走進了改革開放，宋武生又一頭撞上了留學潮。百年歷史的進程，社會的變遷，掀起的一切風霜雨雪都直接加諸於她們身上，所有偶發性事件的背後其實是個性的主觀選擇與環境的客觀指向相互作用、相互交織所產生的必然結果。命運起伏得毫無商量的餘地。於是她們想好好去愛的那個人，總是被推到她們無法觸及的距離；那個想好好愛她們一次的人，又總是無可奈何地難以抵達她們情感的中心地帶。
結果她們能收穫的只有痛，痛到撕心裂肺之後，也還是只有痛。她們在屢次疼痛的歷練裡成長，在疼痛過程中收穫情感付出之後的結果：孩子。孩子是這些疼痛的體驗當中唯一的光亮，僅存的希望，生命以此得到延續的力量和理由。通過孩子，她們完成了對自己的青春與愛情的總結；通過孩子，她們成就並豐滿了自己堅忍的母性；通過孩子，她們折射出意涵更開闊，角度更多元的，屬於女性的生命圖景，即她們各自代表著的那一代人的理想與幻滅，追求與挫敗、堅守與迷失。
其三是小說的篇章結構和敘述語言。由人物對白和富於畫面感的場景組成的分鏡頭，以多種蒙太奇的過渡連接方式剪接穿插，中間省略許多交代與過渡。張翎的故事文本中心理描寫不多，議論評價和說明性的段落也不多。但她非常擅長于利用比喻和借代，點到為止，將文字能夠產生的引申意義和造型功能發揮到了簡潔尖銳的地步，達到言不盡意而意在言外的效果，十分生動形象。小說的語言不僅藉此可讀，更具有了可視性，也為讀者的補綴和再創造保留了充足的空間和餘地。
(江嵐，加拿大女作家，古典文學博士，現為美國威廉-柏特森大學“關鍵語言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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