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筆匯華章

余光中

            冷戰年代結束之後，海峽兩岸交流日頻。在台灣，不但香港和大馬的華裔作家崛起於文壇，現在大陸的作家訪台也已絡繹於途，連我的班上竟也出現不少陸生了。在海外，華人文學的研討會已經屢見舉行，參加的華人可能來自新馬和澳加，國籍不同，稱得上是『國際』盛會了。但是那氣氛並不覺得是國際，反而像是廣義的同鄉會。大家都說普通話，也都明白孔明、秦瓊、白娘子、呂洞賓是什麼意思，因為中華文化是一個大圓，把我們都抱在裡面，而中文是其半徑，無遠弗屆，超越了眾多方言。

            英語如今已席捲天下，成為世界語了。可是世界上以英語為母語的人口只有四億多人，華語的母語人口卻三倍於此，目前世上最大的三個語系，應該是英語、西班牙語、華語，其後才是法語、德語、日語。英語的第一世界，亦即其發源地，當然是英國；但美國後來居上，不但人口眾多而且國力更強，美語之現代化也超越英語。第二世界該是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第三世界則輪到南非、印度、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香港等等。因此一部英語文學史，若求其完備，常會包羅所謂『大英協』的文學。

            西班牙語系的發源地當然是西班牙。但和英語傳到美洲一樣，『殖民地』在文學的聲勢，例如加西亞。馬爾蓋斯和波爾赫斯，竟已淩駕了同期的『中原』作家，甚至遠在『邊緣』小島國的沃考特和奈波爾，都能夠入主中原，名揚國際。如果說馬爾蓋斯的哥倫比亞、波爾赫斯的阿根廷，都是西班牙語的第二世界，則孕育沃考特和奈波爾的千里達和聖露西亞恐怕只能列於第三世界了。

        在分析華語世界之前，我要強調的條件是：發源和分佈，使用人口和全民比例，教育制度上的地位，而當作文學語文時，有和寫作環境、出版條件、讀者水準等等。

            華人的第一世界理所當然應該在中國大陸，第二世界應在台灣及港澳，至於第三世界，應在南洋，華人在南洋各國的總人口中，並非絕對多數：在馬來西亞只有三分之一，在新加坡雖過半數，也只占百分之77.華文教育在馬來西亞和印尼甚至就受壓制。

            台、港、澳並列第二世界，三地儘管都受過殖民，但華人佔絕對多數，又都鄰近大陸，中文教育普受重視，媒體也以中文為主流。台灣的日文背景已淡，英文壓力不高，原為中文社會之中堅，惜乎近年『去中國化』的壓力隨政局變化而加強，人文教育的精神也因『本土化』高漲而趨狹窄，對作家、教師、學生、媒體都有負面影響。

            華文世界如此分級，亦非一成不變。例如文革期間，知識分子多遭批鬥或下放偏遠，書籍凡涉及封建思想，資本主義、修正主義者皆遭禁閱，中國之大，只容得下毛語錄和八齣樣板戲。批鬥上達孔子，下及胡適。如此的反智主義已成愚民，所以這『十年浩劫』已經淪整個大陸為第三世界，而弦歌不輟的台灣，大而至於傳統文化，專而至於現代文學，都得以繼承甚至開展。香港在這方面也與台灣相應相成。

            只要海峽兩岸保持和平，中文教育融匯古今，文化交流高瞻遠矚，所以華文作家當能安心自由地寫作，而將五四以來的新文學推向二十一世紀的高潮。

（余光中閩南人，1928年生於南京，當代著名文學家，現居臺灣高雄市。曾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一生從事詩、散文、評論和翻譯，余老自喻“四度空間”。在海峽兩岸出書近80種。2012年任北京大學駐校詩人。）

好 友 皮 特

林 楠

我住在半山腰。慕迪港的海水在陽光下變成一面鏡子時，出後院兒門，走下七十二級臺階，便可躦進C27小巴士。也就是四、五站的路程吧，下車就是星巴克。時不時到星巴克幸福它一兩小時，已經成了我退休生活的一項重要內容。在咖啡店臨窗的沙發上靠著那麼一坐，輕輕紮上一口，你會知道什麼叫舒坦。向窗外望去，穿過玻璃的陽光便暖暖地，柔柔地鋪灑在你的胸前，嗅著嫋嫋浮起的咖啡香氣，再淺淺呡上一口，美意就漾漾地充溢胸懷。倘若眯起眼來，放縱自己盡情地優雅它一回，再微醺它一會兒，哇，反光的窗櫺上就綴滿一串兒又一串兒往日的，明天的，細細碎碎的念頭……，於是，那愜意的勁頭呀頓覺濃縮，就像猛喝了一口陳年老酒，簡直讓你喘不過氣兒來。

端著咖啡四下環顧。我喜歡的那幾張沙發椅都已坐滿。只有一個空位，上面搭著衣服。占了。我只得向裏面的木椅坐位走去。“請---坐。”一個毫不在乎四聲的老外腔在呼喚我。只見他已把外衣取回，向我攤開右手。一張年輕白淨的小黑鬍子臉，眼神裏透著暖心的誠意。“約的朋友不來了，您坐吧。”還沒等我坐穩，便依然不顧四聲地說將起來“我叫皮特。我前一陣子到中國旅遊，中國好極了。”

“謝謝你誇獎我們中國。”

“不用謝。”小黑胡像我一樣，重新靠回沙發靠背上繼續講起他的中國行。“我到過北京，到過上海，到過烏東。也算上一個小小中國通啦。”

“烏東？”

“對，外灘對過兒。”

“是浦東。”

“對，您說對了，是烏----東。”他在努力糾正自己，可雙唇未能合上，最後還是“烏東”。看來，對眼前這位講中國話的老外，不必太刻意計較某個字的發音，聽明白就行了。今天，他這麼好客，是交朋友還是想拿我做陪練？

他起身，彎下腰，用了一個非常“肯定”的手勢，在我面前摁住，說：“您坐，請稍候一會兒。好嗎？”

那邊，櫃檯小姐招呼他。

轉眼，皮特端來一托盤星巴克的甜點放在我面前。“剛才要好的。您比我的朋友有口福。”

是奇遇還是巧合？在赤誠的友誼面前，不必想那麼多，吃就是了。

皮特遞給我一個“麻粉”，他也拿了一個，邊吃邊聊起來，“中國是個充滿活力的國家，到處在建設。人們的生活還不富裕，待遇也很低，可好像大家都明白領導人指出的目標。為了這個目標，十幾億人架著膀子幹，什麼事兒能幹不成！”“什麼？架著膀子？應該是‘縹’著膀子吧。”我這麼一提醒，皮特大笑起來又立即把食指豎在唇邊。“對不起，我用錯了詞。”皮特接著說他對中國的觀感，“還有不少深刻的印象。在飯館吃飯不用付小費，還可以大聲吆喝服務員。對外國人很友善。有一個缺點。對不起，我講講“一有一沒有。”您不介意吧？廁所有味兒沒手紙。我有一次很糟糕很糟糕的經歷。”皮特的表情頓時抽搐出一臉無奈。

我充分理解他的尷尬。我把話題岔開；“你這趟中國遊，最喜歡的是什麼？”

“小吃。中國的小吃。”

“那你最愛吃的是什麼？”

“麺條。麵條太好吃了。”皮特把“麺條”的“條”字用“去”聲強調出來。我本想說“麵條不屬小吃”，話到嘴邊沒說出來。

接下來皮特告訴我他已辭掉了工作，準備去周遊世界。

“你這麼年輕就辭掉工作？”我有些不解。

皮特很坦率，他眨眨眼，靠近我，神秘地說，“我有十萬加元的積蓄。”

“十萬元……呃，十萬元。那周遊回來呢？”

“車到山前必有路。”皮特做了一個漂亮的反應。我在想，別看眼前這位老外分不清“烏東”還是“浦東”，可他能把坊間俗語用得如此到位，這漢語水準了得！

“還有一句話是這麼說的：‘船遇頂風照樣開’。這是不是你當下的心態？”我探前了身子問他。

“是的是的。好多朋友反對我這麼做。但我還是決定頂著風把船開出去。哈哈哈哈……”皮特笑得格外輕鬆。

“不瞞您說，機票都定了。笫一站先到巴黎。”

距他啟程周遊世界，還有二十多天。其間，應皮特電話邀請，我們又兩次聚在星巴克。笫二次見面，我把新近出版的一本散文集簽名贈予他。拿到書時，他居然激動得滿臉潮紅。其實我知道，那本書裏，屬於他真正認識的字並不多。但那種愛不釋手的樣子，令我感動。“我要拜您為師了。”皮特很是動情地向我躹了一躬。

作為回報，我提議請他吃頓麵條。皮特當然很高興。

隔天，我們如約在百老匯街有名的少林麵莊見面。他坐下的第一件事，就是從挎包裏把我給他的書取出。他說，“您寫得太好了。我準備隨身帶著，到旅途上讀。讀完您這本書，有您做我的老師，我會對中國文化瞭解更深的。”

服務生已站在我們面前。我請皮特自己點他最喜歡吃的麵。他點了“榨菜肉絲麺”、“鳮蛋蕃茄麺”、“紅燒牛肉麺”。然後，把飯單遞給我；“您點吧。”服務生女孩吃驚地插話，“先生，您要大碗小碗？” 皮特看著小姐疑惑的臉色，說，“大碗。全要大碗。”小姐笑了“您吃得了嗎？”“吃得了。吃得了。”

謔，吃麺三大碗，何止最愛，肚量也是很嚇人哪。

我點了一碗“老北京炸醬麺。”另要了幾盤小菜。

我倆邊邊吃聊。周圍的飯友對這個年輕的老外在加拿大本土講一口熟練的中文似乎也覺奇怪。然而，更奇怪的事情發生了，這位聲稱最愛吃麺條的老外，最終卻只吃了碗裏的牛肉，喝了碗裏的湯，把麺條給剩下了。難怪要了三大碗，嘿嘿，我的皮特兄弟喲。準確地說，你最愛的哪裡是麺條，是麺湯。在中國，不管大吃小吃，麺湯是擺不到臺面上的。看來，三碗麺湯就檢測出你這“小小中國通”，通得只是皮毛而已。

分手之後，旅途中的皮特每到一個新的國家，新的域市，新的景點，總會給我拔個電話。

“哈囉，快半夜12點啦，我睡不著，我在摩絡哥給你打電話。”電話那端的皮特顯得很興奮。

“這麼快就到非洲啦？這時間也不對呀。”

“不，我還在歐洲。”

“那是摩納哥吧。”

“對。對。摩納哥。這是個很小很小的國家。昨天我用了不到半小時就穿越它的國境。最窄的地方，南北不到200米。這太有意思啦。我住在這個國家的最大城市蒙特卡洛的海濱俱樂部裏。這裏有一個最著名的賭場。我也進去試了試。很糟糕很糟糕，我輸了。輸了不少。本不是為贏銭。只想留個“到此一遊”的紀念。誰料想……哎。不說這件不愉快的事啦。還有個遺憾，沒看到大街上的賽車。時間趕得不巧。您好嗎？您取個英文名吧。按中國人禮節，哈囉、哈囉的，好像不禮貌。”

 “皮特，切切記住，再不要進睹場玩兒了。我只會講數得出的幾句英語，取什麼英文名。再說，總共大約十五、六個英文名，成千上萬中國人和各國移民擠在一起用。電梯裏喊一聲傑佛瑞，四個人調頭轉身。”

“還是取一個吧。”

又一個電話，是皮特從荷蘭打過來的：“我已到了荷蘭。這是個花園一般的國家。它的美，它的‘喜力’啤酒，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另外我想告訴你，我現在還在阿姆斯特丹閒逛，準備明天去鹿特丹看風車。看過風車，我就準備返回溫哥華了。”

“為什麼？你只在法國周圍轉了轉，不周遊世界啦？”

“詳情回去再細說吧。呃，您英文名取了嗎？”

“取了，參照你。絕對不重複。”

“那好。叫什麼？”

“布特。”

“什麼意思？”

“料子不一樣。”

（林楠 加拿大華裔作家 評論家 資深編輯）

靜物（外三首）

星子安娜

一幅水果畫掛在
我們客廳的牆上
早晨的太陽很少眷顧，
只有昏睡的月亮賞臉。

午夜醒來，
我發現自己黑色的輪廓
遊移在那些等候的蘋果上。

我為它們痛惜，
不比在廚房盤子裡充當美味更好-
它們要麼面對刀
要麼等著爛掉。

生命瓶罐

當我還是一個孩子，
人們告訴我寧靜就像光亮
有著顏色和面孔。

在黑暗中穿行鄉村，
我習慣于用螢火蟲裝滿一個玻璃瓶，
它成為我藍色的星星指南針。
當我沉浸于寧靜，
我能聽到輕微的聲音來自眾生，
每一個都在為一份生命歌唱。

成長以後，
穿行於繁忙的都市之旅，
我想我們的生活罐子裡一定裝滿著瑣事和雜訊;

然而，漫步於市區的山谷中，
我能感覺到寧靜，寧靜，寧靜
這種靜默就像陽光一樣
打開著一扇門。

沿湖岸行駛，
我看到在湖面上夕陽安靜的投影，
國家電視塔悄然地增添它的輝煌。

和很多旅人一樣，我融入于寧靜中。

信使

見證最後一隻鳥飛走，
梧桐樹不再聚攏稀疏的枝椏。
蜷在樹下的你
猶如一隻灰白的繭。

被塗上一層秋霜的土地
裸露著漠然，
她豐盈的果實已被秋風卷走，
冬眠爬過光禿的分界嶺，
等待披蓋你肌膚雪白。

你進入白色的房子。
白色的炊煙縈繞
白色的格子窗戶。

雪人守在你白色的夢裡，
白色的一隻鳥停駐。

我有過一種無邊的寂寞

城市滿載川流的人群，
高架橋置身於摩天大樓之間。
廣場裸體的雕塑落滿
灰色的鴿子，斜陽下
餘輝成了她們的禮服。

那時你的手正點燃雪茄，
風吹在你淩亂的頭髮上。
霓虹燈初起，喧鬧
熙攘著夜的去處。

沉下去的大地閉合著
遠處依稀的窗戶，
我的影子在格子間
做著飛鳥的姿式.
黑色的禮服懸在
玲瓏的真空中。

（星子安娜，湖南出生。1999年移民加拿大，迄今有80多首中英文詩歌在海內外發表，其英文詩多次獲獎，包括 2005 年安省的 Ted Plantos 紀念獎和2010 年和2013年 MARTRY文學獎。著有五本詩集。被推選為加拿大詩人聯盟安省代表。）

<<华章>>第十五期线上阅读，请点击：
《世界日報》2014年3月1日-B5-版華人文學

寫在《加拿大華僑移民史》出版之際 

黎全恩、丁果、賈葆蘅

寫在《加拿大華僑移民史》出版之際 黎全恩　丁果　賈葆蘅 華僑移民歷史,是中外研究世界移民歷史中的重要課題。加拿大華人移民史研究,與東南亞華僑史研究相比,在量和質上都有欠缺,但近二十年來,情況有所改觀,對之研究的學者陸續增加。其中有資深華僑史專家,也有中堅學人和後起之秀,所寫論文數量頗多,而專著相對較少。 中國出版的加拿大移民史書,除了早期梁啟超所著的《新大陸遊記》等少數幾種,近幾十年來,相關專著有沈己堯的《海外百年排華史》(1980)、陳翰笙等編的《華工出國史料彙編(1981)、李勝生著,宗力譯的《加拿大的華人與華人社會》(1988)、李春輝和楊生茂等編的《美洲華僑華人史》(1990)、陸國俊的《美洲華僑史話》(1997)、黃昆章與吳金平合著的《加拿大華僑華人史》(2001)、陳國賁的《煙與火-蒙特利爾的華僑》(2001)、王昺的《文化馬賽克-加拿大移民史》(2003),以及阮西湖的《加拿大民族志》(2004)等專著和史料彙編。

加拿大作者的加僑史英文書主要有Edgar Wickberg編的《從中國到加拿大》(From China to Canada,1982)、James Morton的《在荒山之海》(In the Sea Of Sterile Mountains,1977)、 Gillian Marie的《卑詩省對華人移民的態度》(Attitudes Toward Chinese Immigrants to British Columbia 1858-1885,1976)、Patricia E. Roy的《白人的省份》(A White Man's Province,1989),以及David Chuenyan Lai(即黎全恩)的《加拿大華埠發展史》(Chinatowns: Towns Within Cities in Canada,1984)、《加拿大最早之唐人街》(The Forbidden City Within Victoria,1991)和《唐人街權利核心:域多利中華會館之今昔》(Chinese Community Leadership,2010)。而中文的加僑史,2013年前只有李東海《加拿大華僑史》(1967)一本而已。

中國出版的移民史書,主要是從中國史的視角出發,來觀察和研究華僑華人史,重在敘述和分析華僑華人與祖籍國的關係。就通史寫作而言,在研究方法上,仍以時代和政治變遷的宏觀研究為主,把華人移民從中國到加拿大的歷史脈絡寫得十分清晰,但因缺乏華人到加後的第一手資料,難以從微觀上詳述華人在加的具體生活和唐人街的歷史變遷。除了僑鄉有關研究之外,較少採用實證研究,尋找華人華僑在加拿大的軌跡,以至於這些著作,可被歸類為中國的加拿大華人華僑史,而非加拿大的華人華僑史。

國外學者,因受西方史學訓練,有扎實的理論基礎和學術素養,關注細節,以實證研究為主,充分利用文史檔案資料,產出了視角獨特的華人華僑史研究成果。比如,黎全恩教授花費三十年遍查中西文歷史檔案和典籍,實地調查,用令人信服的考證,寫出加拿大唐人街的詳細歷史發展,被譽為「加拿大唐人街研究之父」。但由於海外學者注重實證研究和專題研究,較少寫大歷史、大敘述,因此欠缺打通亞洲和美洲的加拿大華僑華人通史。

隨著時代發展,華僑華人研究呈現新特點,如多學科交叉研究;原始檔案文獻整理和大型工具書的編輯出版;全球化導致宏觀比較研究與實證資料得以並行融合,華僑華人研究在研究的範疇、深度廣度,以及學術規範性、國際化等方面都有了新發展,為新一輪華僑華人史研究奠定了向細節紮根、向宏觀發展的基礎與方向。而且,全球化帶動了世界性的移民大潮,華僑華人與中國和世界的關係互動正在改變或者塑形新的歷史脈動,從而讓過去的華人華僑史研究變得相對陳舊。時代呼籲要更新華人華僑史的研究方法,增加新的研究內容,這就使這個領域的歷史研究具備了全新的戰略意義。

因此,編寫一本完整的,與歷史重新對話,與現實發展緊密接軌的百年《加拿大華僑移民史》,已經刻不容緩。這本書不但要為加拿大華人的百年曆史樹碑,為過去錯誤的歷史敘述撥亂反正,也要為新老移民對兩個家鄉的貢獻立傳,更要為中國未來的移民戰略和加拿大政府的華人華僑政策提供有效的參考。

2010 年，我們三個人決定撰寫加拿大百年華人移民史很快便與人民出版社簽定了出版合同。與以往學者的移民史截然不同，我們試圖從全球化中國崛起與世界接軌的嶄新角度來全面敘述加拿大華人的百年曆史。

隨後三年多我們懷著高度的責任感採訪、調研和創作。在決定寫作提綱時、 丁果從他長年媒體工作的經驗出發、 主張對先僑後代以及各時代的移民進行採訪、 說服出版社將數十人的口述歷史直接放入文本、 這就使加拿大華人通史首次有了口述歷史的專節。這樣的體例，保證了這本書不是用靜態而是用動態的視角書寫百年移民史。書中，老華僑和新移民不再是割裂的，而是承上啟下的 ； 加拿大視野與中國視野不是對立的，而是相互交叉的，由此來反映中華文化與加國文化在華人移民群體中的衝突、理解、接納、轉化和融合，為全球化過程中的移民生態提供歷史與現實的雙重觀照。

眾所周知，取證原始資料非常困難，史料浩如煙海分散在民間和不同檔案館。在收集資料時、 賈葆蘅在黎全恩教授和丁果的指導下、 克服了初期在徵集史料和採訪過程中被拒絕、被冷落的種種困難、 鍥而不捨、 利用電腦技術出色完成了任務、 並和他倆一起澄清、糾正了以往研究中的史料性錯誤。在有關章節的書寫上、 賈葆蘅也全力以赴、 力求全面、 在華僑史研究領域、 不但入了門、 還成了專家。

在本書唐人街的研究部份,我們幸得黎全恩教授領銜,他具有扎實的理論基礎和學術素養,以及地理學與歷史學的交叉優勢。在過去40年裡,黎教授曾實地考察美加兩國近40多個唐人街,取得大量第一手資料,他親手所繪的唐人街地圖,更是唐人街沿革變化的鐵證,無人能出其右。黎教授擁有的中英語言和文化背景優勢,對本書全面把握加拿大華人移民史之精髓,可謂是重要的基石。可以說,黎教授在本書學術和史料的雙重領域裡,是當之無愧的領軍者。

對浩繁的原始史料整理分析,並追求真實和真理,是一件需要相當投入和功力的工作。在這方面,丁果可謂功不可沒。他移民海外二十多年,很早就涉及全球化與海外華人議題,其博古通今的知識架構,以及對華人歷史現狀及其所處國內外環境的精湛把握,使本書突破以往同類移民史敘述的巢臼,不但在不少議題上開拓了華僑史研究的新領域,而且力圖在理論上推陳出新。正是因為他敏銳地把握了各時期華人移民史的脈搏,才把我們的華人移民史研究提升到一個新高度。不得不提的是,在本書最後的整合中,丁果憑藉著出色的中文書寫能力和理論水準,對本書逐章逐節進行文字加工,以求敘述的一體性;而黎全恩教授、賈葆蘅則耗費巨大精力,對全書的中英文注釋、地名、人名爬梳校對和整理,保證了本書的學術性。黎教授為篩選歷史圖片,也是費盡心血。

如今《加拿大華僑移民史》(1858-1966)終於出版了,我們充滿喜悅,又感慨萬分。喜悅的是,心血終於結晶出學術專著;感慨的是,為之付出的艱辛如此之多。這三年多來的學術創作,見證了黎全恩教授的嚴謹認真、一絲不苟,他甚至在疏通心血管手術後的次日就執筆。同樣,丁果也是在術後第二天開始創作,平時則熬夜到淩晨。賈葆蘅幾乎放棄一切娛樂,查找、採訪,尤其是最後兩月校核注解,久坐電腦旁,以至視力劇降,兩胯作痛。可以說,在三年多的寫史過程中,我們的犧牲是常人難以想像的,但由於帶著歷史的責任感,我們一路艱辛走來。

當然一直令我們心懷感激的是,我們最終得到加拿大政界、加拿大僑界、中國駐溫哥華總領事館、華工和華商後代、華工和原住民同居的後代、華裔軍人、華裔歷史學家、華裔學者、華裔作家和畫家、華裔演出者、著名先僑後裔、華人社團的大力支援,才使這本移民史超越了地域、人群和政治團體的局限,直接進入全球華人的閱讀視野。

在人民出版社的舉薦下,本書還獲得「經典中國國際出版工程」專案的支援,將被譯成英文。可以說,這本加拿大華人百年史,將成為瞭解加拿大華人社區,瞭解加拿大歷史的教科書和工具書。我們將本書視為對加拿大華人百年曆史的真誠敬禮,並虛心期待大家指正。

作者簡介：

黎全恩，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荣休教授，著《加拿大华埠发展史》、《加拿大最早之唐人街》等多部北美华埠研究专著。

丁果，曾获东京立教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学位，加拿大资深新闻人，著《走上钓鱼台之路》、《隔海瘙痒》、《风云慧眼》、《十年磨一剑》等。

贾葆蘅，北京工商大学毕业，加籍华人，发表小说《人在温哥华》、《弘治皇帝》、《移民梦》、《嘉靖王朝》等。

春節心情

高興

一，

獨自坐著。大多數時間都獨自坐著。獨自,是一種狀態,是一種選擇,更是一種宿命。一個人的世界。本質上,我們都只有一個人的世界。

過年,仿佛是遙遠的事,是小辰光的事。小辰光,喜歡熱鬧,喜歡家庭大團聚。歲月流逝,心理也在變化。越來越偏愛靜了。越來越沉湎于獨自了。獨自,無邊的自由,無邊的想......是那樣的遠,又是那麼的近。消息,抵達內心。

Margaret 發來薰衣草的照片,給除夕的早晨增添了幾許色澤。受松風的影響,我也喜歡上薰衣草了。這些天,薰衣草成了牽掛。松風在埃及。那裡,局勢動盪。昨天,松風乘坐祖國的包機,平安歸來。於是,薰衣草又成為最好的祝福。

在讀法國作家高茲的《致D》。一封長長的情書。我停留于這樣的句子:「我的胸口又有了這惱人的空茫,只有你灼熱的身體依偎在我懷裡時,它才能被填滿。」

一遍又一遍的讀......

二，

家在哪裡?或者哪裡是家?除夕之夜,我竟提出了這樣的問題。似乎與過年氣氛格格不入。但換個角度,恰恰是過年氣氛讓我想到了這樣的問題。這和「我們是誰?」以及「我們究竟來自何處?」等問題一樣,同樣屬於人類的基本問題。

當趙本山們正在春晚舞臺表演的時刻,我卻被一個基本問題困擾著。這其實涉及到歸屬和歸屬感。又進一步關係到幸福和幸福感。不能深究的問題。又不得不深究的問題。昆德拉、馬尼亞、米沃什、溫茨洛瓦、奈保爾、薩義德、蕭紅、三毛等作家都反復深究過這一問題。歸屬和歸屬感,因而成為理解他們眾多作品的關鍵字之一。多少人一生都在漂泊,苦苦地在文字、在內心、在愛中尋找歸屬。不管能否找到,起碼你得努力去尋找吧。

窗外,爆竹聲不斷響起。全世界數十億華人都在過年。多麼氣勢磅礴的節日。不僅僅是歡喜吧。肯定也有隱痛。不合時宜的隱痛。隱痛,自然需要隱藏。否則,你就太自私了。在內心,我祝福所有的人平安、健康和快樂!

接到松風短信。從開羅平安回到祖國的松風特錄《出埃及記》以表感恩之心:「耶和華用大能的手將我們領出埃及......日間,耶和華在雲柱中領他們的路;夜間,在火柱中光照他們,使他們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間雲柱,夜間火柱,日間雲柱,夜間火柱,總不離開百姓的面前。」雲柱,和火柱,保佑眾生。雲柱,和火柱,保佑你走向遠方。

感恩,這個散發著宗教光輝的詞,有拯救的力量。人心,面對現實問題時,錯綜而脆弱。在理想和現實之間,世界和生活的複雜性常常讓人不知所措。痛,油然而生。文學的最大使命之一就是要發掘和呈現這種複雜性和豐富性。而人呢,則需要超越和昇華。你愛一個人,就要接受他或她的一切。你愛他或她。他或她也愛你。這就夠了。相信愛,也就是相信時間,相信未來。在此意義上,愛,是一種信仰。當然也是感恩。為什麼偏偏是你?為什麼偏偏是他或她?這就是恩賜。就值得感恩。

空茫,漸漸被填滿。是感恩?是一則短信?一次聊天?一個電話?該出去走走了。是的。早該出去走走了。有了祝福和感恩之心,你發現,世界原來完全可以變得單純而美麗。 

薰衣草和紫蘇,我一直分辨不清。這又有什麼關係呢。索性就這麼想吧:薰衣草就是紫蘇,紫蘇就是薰衣草。呵呵。簡單,而快樂。 

三，

總在做夢。一做夢,就會抵達遠方。遠方,本身就是夢,時刻都在誘惑人的心靈,抗衡著此處的蒼白。法國天才詩人蘭波說:生活在別處。於是,他短暫的一生,就是一首行走的詩歌,走向遠方,不管前景如何。

我不想講話,也不願思想:

但無限之愛湧向我的靈魂,

我要走向遠方,很遠很遠的地方,像個流浪兒,

和大自然一起幸福得如同和一個女人為伴。

(蘭波《感覺》,葛雷譯)

 在夢中醒來,仿佛還聞著隱約的芬芳。夢有氣味,有時,還能聽到聲音。芬芳來自何處?隱秘的源頭,興許同遠方有關。內心在呼喚。呼喚著暖,呼喚著春,呼喚著遠方。昨天,立春。立春,在北方,要吃春捲的。美麗的民俗,歡呼春的來臨。春節,就是春的節日。那麼,是春天了。

溫習著一些詞,細小卻溫暖的詞,比如:粥;比如:米香。想喝粥,突然的,像一種呼應。自己動手,淘米,量水,點火。不一會兒,竟然就有米香,在屋裡彌漫開來。早晨,喝碗粥,暖暖的。這種感覺,真好。

天,一直陰沉著。九點半左右,聽到一個消息。那一刻,天就放晴了。真是巧了。「友人帶來了雪意和五點鐘。」卞之琳的詩在腦海中響起。多麼有意味的詩。光照到我的書桌上了。照亮了我寫下的每個字。

光與水,水與光,石頭城,西域,湖,船,家鄉的黃酒,雨中的石子路,童年的夥伴......潛意識中,這些詞,叩擊著我的心扉,輕輕的,柔柔的,同光,同水,融合在一道了。我知道,又在想了......想家。

四，

被爆竹聲驚醒。睜開眼,懶洋洋的,想:哦,今天是初五。初五,民俗中,也有講究的,叫破五。我找到熱烈爆竹的緣由了。

停留于一本書。或者,停留于一個念想。時間變得精緻,顯出它的肌理。大多數時間,我都在散漫的閱讀。而且越來越喜歡散漫的閱讀。散漫的閱讀,隨興,愜意,也輕鬆,真正是幸福的閱讀。是十八世紀的閱讀。而如今,實用閱讀和功利閱讀,簡直氾濫成災。這是生存的需要。倒是能理解的。

依據心境,拿起一本書,讀上幾頁,基本就能判斷,是否情願跟著書走。常常,閱讀還與氣候有關,而氣候絕對影響心境。二十歲時,回到家鄉,逢上雨天,就會帶上一本詩集,多半是愛情詩集,到公園,找一個亭子,坐下,在雨聲中讀詩。浪漫,詩意,卻有點做作。呵呵。可愛的二十歲。人到中年,再逢如此情形,就會泡壺茶,坐在亭子裡,聽雨。還讀什麼詩啊。聽雨,其實也是在讀雨。你能讀出各種味道的。

閱讀的邊界,日漸開闊。你走在路上,也是在閱讀。你關注一個人,也是在閱讀。倘若善於閱讀日常細節,會其樂無窮的。那些優秀的作家,都首先是優秀的閱讀者,廣闊意義上的閱讀者。我聽見赫拉巴爾在感言:「生活!生活!生活!」我聽見納博科夫在強調:「偉大的細節!」我還聽見索雷斯庫在低語:「詩意並非物品的屬性,而是人們在特定的場合中觀察事物時內心情感的流露。」

畫面也值得閱讀。我要向莫非和益明致敬。攝影家,用畫面說話。他們也在閱讀,閱讀並捕捉。益明發來不少照片,都是家鄉的場景,深得我心。細微,更有韻味。這幾天,我天天都在閱讀益明的照片。仿佛是一種溫習。就是一種溫習。仿佛她在走來:我夢中的愛人。無數美好的感覺,漸漸的,溢滿了我的心頭。於是,閱讀,又有了甜蜜的滋味。而想像中的甜蜜,純粹得如同剛剛出生的嬰兒。

作者簡介： 

  高興,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和羅馬尼亞語研究生畢業,曾任中國駐康斯坦察領事。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世界文學》副主編。出版《羅馬尼亞文學簡史》、《米蘭·昆德拉傳》、《東歐文學大花園》等多部譯著。詩文被譯成多國語言。

文房遙遠的回聲

王鼎鈞

編者按

王鼎鈞先生皇皇四大卷回憶錄《怒目少年》、《昨日的雲》、《關山奪路》、《文學江湖》之出版，是華人文壇的大事。它啟發了我們對傳紀文學的嚮往和關注。華人散佈在世界各地，每人都有一段不同的動人故事。如果訴諸傳紀文學的表述，就会帶來華人文學創作另一個領域的繁榮。作者在本文剖析他寫作这部自傳的心路歷程，無形中也為華文文學創作啟示了新的方向。所以，我們特意把這篇重要文章列入“名家談華人文學之我見”欄目刋出。——瘂弦

莊秋水先生以「一個世界的消亡」為題，評介我的回憶錄，他進入我的世界，摩挲一些東西，領受一些東西，也留下一些東西，委婉誠懇，我深感欣幸。

我的回憶錄分四卷寫成，據我所知，台灣的讀友們注意我怎樣寫國共內戰，第三卷＜關山奪路>，情節曲折驚險。大陸的讀友們注意我怎樣寫台灣，第四卷＜文學江湖＞，他們關心這「最後一片土地」，尤其想知道它如何由專制中蛻化出來。莊先生不同，他偏愛第一卷<</span>昨天的雲>，我在那本書裡描述我幼年時期的故鄉，所謂「一個世界的消亡」，就是指那個「鄉紳主導的鄉村社會」。

秋水先生「雙眼自將秋水洗」，看出我以甚麼樣的心態寫＜昨天的雲＞。我只能用比喻，寫＜昨天的雲＞如飲乳，寫＜怒目少年＞如飲水，寫＜關山奪路＞如飲酒，到了寫＜文學江湖＞的時候，那就是捏著鼻子喝藥了。海外的讀友們跟我一同喝酒的人比較多，跟我一同飲乳的人很少，我很在意大陸讀友的口味如何。那片昨天的雲消逝以後，今生飲酒飲水飲藥的機會很多，想到飲乳，只有飲泣。我偏愛這本書，敬愛那「偏愛這本書」的人。

這個社會的消亡，有幾個原因，一是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農村經濟破產，二是八年抗戰，中產階級崩潰，三是共產主義革命，澈底翻造了社會基層。在這個大背景中，我濃墨渲染了一個「瘋爺」，這個人物得到秋水先生的同情和欣賞。瘋爺是看出危機而又坐以待斃的人，他「茫茫大難愁來日」，而又「事大如天醉亦休」。一如莊秋水先生所指，瘋爺可以算是蘭陵的象徵，也可以算是我的前身，後來我一生慌張奔走，都是「帶着混亂模糊的原罪」在大限之前兜圈子。

瘋爺是「該死」的人，死了。我是該死的人，沒死。大文豪茨柏格說，他絕望，他寫回憶錄。照我的理解，人到了古人所謂五湖四海、涕淚飄盡的時候，也就有了蘇東坡「空故納萬境」的胸懷，可以公平對待一切得失榮辱恩怨情仇。長期流離失所可以逐漸消除對世間的執著，割捨可以成為習慣，也培養某種自信。我若不出國，不能到達這個火侯，沒有這個火候，我不能打造這塊叫做回憶的頑鐵。國家撕裂，民族墜落，人間碎的未必都是玉，我道道地地是瓦片，卻也擲地有聲。

我從小就是基督徒，我現在知道基督教和中國文化衝突的一些史實，也知道現在主流社會對基督教的看法。回憶錄是寫個人的經歷，我幼時參加的那個長老會，努力把儒家經典的許多文句納入教義，很少強調神祕經驗，在我心目中，基督和孔孟共同教育了我。長老會來自美國，我進禮拜堂的時候，他們已在提出「自立自養自傳」的口號，逐漸脫離美國差會的控制。以我身受，長老會以孔孟補基督之不足，我以基督補孔孟之不足，後來又以釋迦補基督之不足，最後我覺得我仍然是儒家的信徒。可以說，儒家生我，基督育我，政治傷我，釋迦療我，出了醫院，回到儒家。

我聲稱要為情義立傳，乃是說，我遇見了幾個有情有義的人，沒有他們，我不能活成這個樣子，甚或根本無法存活，天地君親師都救不了我。我說過，每一層地獄裡都有一個天使，問題是你如何遇見他，我要寫這位天使，必須寫整層地獄。我也說過，每一層天堂裡都有一個魔鬼，問題是如何躲開他，為了寫這個魔鬼，我得寫整層天堂。這也為我寫回憶錄增添了動力。我常想，為甚麼人和人相差這麼遠，這兩種動物怎麼會是同類。想到那些好人，我心軟腿軟，需要朝一個對象下跪。有人問我為何能始終維持幼年時期的宗教信·仰，應該這就是答案。身為作家，我當然希望我有限的表述不止是有限，也能反映甚麼，代表甚麼，那是文學對我的要求，莊秋水先生認為我做到了，這是對我的大獎大賞。

莊先生對那個社會的崩坍，這個社會的代興，以不甚確定的語言，作十分精到的剖析，歷史識見，語言技巧，使我恍然回到初讀劍橋中國史（中譯本）之時。他這番議論，可以視為對我的回憶錄作出詮釋，大大抬高了我的四本書。尤其是，他注意我在書中的指陳，當時世界潮流向左，我趁此機會作一點補充。

那時，「走路要靠·左邊走」，延安時期，中國共產党處境何等困苦，党人「貧賤不能移」，那時滲入政府內部的党人，即使踞高位，享榮華，也「富貴不¨能淫」。那時候，有人說，佛教是共產主義，「六和敬」要大家吃一樣的飯，說一樣的話，學一樣的功課，有一樣的想法。那時候，有人說，基督教也是共產主義，基督受死，復活，升天，就是唯物辯証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那時候，簡直連我們呼吸的空氣裡面都有共產主義的成分。今日反思，我簡直覺得，即使沒有西安事變，即使沒有馬歇爾調處，中國共產党也終於取得天下。至於中共行事處處與國民党相反，那是戰術層次，「戰略錯誤，戰術不能補救，戰術失敗，戰略也不能實現。」

作者簡介：

王鼎鈞，散文大家，山東臨沂縣人，著作等身，雜文、小說、戲劇、評論等創作題材豐富多樣，作品有濃郁的哲學色彩，文風獨樹一格，作品影響廣遠。1949年到台灣，曾是台灣多家報社副刊主編，擔任過台灣『中國時報』主筆及『人間』副刊主編，1978年移居美國紐約，曾為新澤西西東大學編寫美國雙語中文教材。現退休專業寫作，創作不輟，不斷突破自己。

補修艾蕪文學這門課

陳義芝

2006年偶然的因緣結識王莎女士，始知她是艾蕪學校的創辦人。校名何以曰「艾蕪」？原來她的公公正是中國新文學史傑出作家艾蕪先生。

2006年那一趟成都行，我最大的收穫不在遊樂山、峨嵋山、去到幾所大學演講，而是進行1930年代新文學史補課，初窺艾蕪先生的文學成就。過去因國共敵對、兩岸隔絕，導致文學史也斷裂，許多新文學名家並不為台灣青年所知。直到1980年代禁忌才慢慢解除。然而修補斷層，需要一個世代的人加倍努力，此前我無緣認識艾蕪先生並不奇怪。

艾蕪文學這門課的補修，緣自湯繼湘、王莎夫婦送了我一本艾蕪著的《想到漂泊》。我帶回台灣細細閱讀，極其驚艷，沒想到早在七、八十年前中國就有如此偉大的旅行家、如此深刻的旅行文學。艾蕪的滇緬書寫，不但早於沈從文的《湘行散記》，也比沈從文的行腳悠長、曲折而艱難。

艾蕪先生說，「窮困的漂泊，比富裕的旅行，更令人感到興味而神往」。窮困的滋味不會好受，窮困的旅行之所以令人感到興味，因為那是真正的漫遊，在冒險中接觸陌生、不可預知的事物，逼出生命力；艾蕪強調的是精神面的收穫。

年輕時的艾蕪嚮往契訶夫式的漂泊：「變成一個流浪者，一個香客，到那些聖地去，住在寺裡、林中、湖畔。夏天的晚上，坐在回教禮拜堂前的凳上……。」1920年代，他赤腳從四川到緬甸，通過雲南的山區、蠻荒部落、邊境的大江：

由四川到雲南，出雲南到緬甸，一路上是帶著書，帶著紙筆，和一只用麻索吊著頸子的墨水瓶的。在小客店的油燈下，樹陰覆著的山坡上，為了要消除一個人的寂寞起見，便把小紙本放在膝頭，抒寫些見聞和斷想……墨水瓶和紙筆，從不曾離開過一天。即使替別人挑擔子，我也要把它好好地放在主人的竹筐內的。

這一段話出自1934年的一篇回憶稿〈墨水瓶掛在頸子上寫作的〉。艾蕪先生說他有一位遠房叔父是古游俠少年一類的袍哥；我生在清朝四川的父親年少時也參加過袍哥會。艾蕪先生說他的祖母不大識字，但記得很多民間口傳的故事；我的母親晚年才學識字，但育兒階段就能憑口傳記憶講一些精怪故事、報恩傳奇，使我的童年沒有少掉想像力的鍛鍊。我一面讀一面想，覺得跟這位老前輩親極了。

他去到的地方很多是少數民族自治區，例如岩峽陡險、江流凶猛、煙鎖嶺頭的廣西壯族自治區。〈江底之夜〉描寫投宿一家馬店，油燈、蛛網、霉味，女老板拖帶著三個小孩，暗中翻看他的包袱，想打劫值錢的東西，夜半還有一個男人來燕好，送了一顆大南瓜，篇末作者看見牆上一幀照片，原來這女人的丈夫當過排長而陣亡。現實生活中女人的粗橫與身世的淒涼形成強烈對比。翻攪起讀者多重感受。艾蕪旅行所記，多屬這一類命運弔詭、富含張力的人生圖像。

再看〈舍資之夜〉。舍資是滇西驛站，雲南彝族區，一個「仇視陌生人的鎮市」，在那裡他先是投宿連連遭拒，後來在賣燒酒的攤子碰到一個醉漢願意帶他回家過夜，結果醉漢醉得不行了，認錯家門，遭門內一串駡聲，「挨刀刀兒的，挨棒棒兒的……」；幸好遇見一個團丁才問到了他家，但他太太駡他「酒鬼，哪個叫你回來的？你怎麼不醉死在外面哪！」這時酒徒醉得更深，已軟癱在階下打起了鼾，山野隱約傳來一下兩下的土槍響。這筆法彷彿杜甫筆下的「如聞泣幽咽」，雖然情節、情調大不同，手法是一樣高明的。

圓熟而帶著現代文學的精準特質，他寫散文像寫小說，人物形象突出，故事生動好看，而尤其動人的是作者的思想感懷、人生態度。以〈舍資之夜〉這篇來看，文中的我真是隨順境遇，不預設什麼處境也不固定如何，付了房錢住不進屋裡也泰然接受，真正是漂泊的境界！

艾蕪先生當年旅行中緬各地時，局勢並不平靜，二○年代的軍閥、土匪、貪官、刁民橫行，三○年代的日本侵略，再加上伊洛瓦底江、怒江等大自然的險阻，密支那、八莫、曼德里、仰光……遙遠的異域邊城，隨時都可能有意外發生，何況艾蕪先生確實在1930年因支持緬甸農民抗暴而遭驅逐過。天生的左翼知識分子，同情弱勢，看不得人間疾苦。有感於社會環境灰黯而出行，不為追尋個人的桃花源（世上並無桃花源），其壯遊是為「不斷地看見新的景物，得著新的刺激」，擴大眼界與胸懷，其意義有如杜甫之遊吳越，遊齊趙。

艾蕪先生的「壯遊」，確實是對當時的中國失望，但他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一路觀察民情、風俗，研究語言、信仰，為民國時代西南省分留下了不少具有地誌價值的材料。中日戰事發生，他在滬、杭、湘、桂等戰地看到百姓受苦，以悲憫的襟懷，用筆紀實揭露，更發揚了「詩史」的精神。

說到艾蕪先生的筆法，低調、客觀、自然，力求呈現民間的聲口、心靈。由於體驗深，因此刻畫自然細。〈湘桂路上〉一文寫火車上看到一雙又腫又髒的腳，原以為作者鄙薄這個躺著的軍人，結果是弔詭的呈現，筆一翻轉，批判起另兩個生意人的嘴臉。〈從八莫到曼德里〉描寫緬甸克欽族風情，當他乘船看到江裡浮著一頭野象：

鼻子立冲冲地直豎著，背上站個小象，鼻子俯伸著，好像正在吸水，一瞥，就離遠了，轉眼便小了下去，一會就消失，望不見了。

作者連船行的速度感都顯現出來了。

二十世紀偉大的精神分析學家容格（Carl G. Jung）在世紀初曾探訪法國、義大利、美國、非洲、埃及等地，與原住民族接觸，體會他們的生活，完成潛意識心靈內涵研究。二十世紀中國的艾蕪先生在1920、30年代，同樣深入不同民族和他們一起生活，寫出彌足珍貴的文學──人間的愛與希望、淚與心酸。

去年冬天，我又一次去到成都，特意走了一趟桂湖公園，瞻仰艾蕪先生塑像。桂湖是紀念明代大儒楊升庵的公園。楊升庵的〈臨江仙〉詞：「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大家耳熟能詳。浪花淘盡英雄，但淘不盡英雄的事蹟；漂泊者雖然已逝，但留有筆耕的長卷，在文學裡就有永恆的居所！

欣聞艾蕪先生全集將問世，為千千萬萬補修艾蕪文學這門課的人，提供了最大助益。我衷心期待！

作者簡介：

陳義芝（1953-生於臺灣花蓮。高師大國文研究所博士。曾任聯合報副刊主任，現任臺灣師大國文系副教授、中華民國筆會祕書長。出版詩集《不安的居住》、《邊界》、《掩映》及散文集《為了下一次的重逢》、《歌聲越過山丘》等二十餘種。曾獲時報文學推薦獎、金鼎獎、中山文藝獎新詩獎及散文獎、榮後基金會台灣詩人獎等。詩集有英譯本The Mysterious Hualien (Green Integer)、日譯本《服のなかに住んでいる女》(思潮社)、《臺灣現代詩Ⅱ》（國書刊行社）在國外發行。

醒來，已是家鄉

杜杜

醒來，已是家鄉

千米之下，心尖之上

雲之手，彈撥七彩之弦

光的樂譜，發出普照的強音

“醒來，已是家鄉”

睫毛清掃大洋的冰面

一眨，又一眨

目光的溫度，消冰融雪，哦

醒來，已是家鄉

千米之下，心尖之上

醒來，已是家鄉

踏著一地晶瑩，這

白的聖境，埋著

歡笑，憂愁，春草，秋實

森林，房屋，多色皮膚……

家鄉的冬季，似水流年

一隻野貓的雙眼

正盛滿了渴望

哦不，也許是失望？

人的懂不懂，貓的痛不痛

在哪兒，我的家？在哪兒，我的鄉？

雪啊，來遮我的寒冷的瑟縮

愛啊，來補我饑餓的斷腸

走不出的冬雪皚皚

放不下的愛與不愛

遊子的足跡，滿滿的背囊

真正的家與鄉

千米之上？心尖之下？

千米之上的藍啊

白雪之下的綠啊

還有，還有……

呼出結晶的熱氣：

“啊，醒來，已是家鄉！

不寄高天，不入深雪

它就在這裡，咚嗒，咚嗒……

哦，我的家鄉”

作者簡介：

杜湛青，常用筆名杜杜，畢業於中國山西大學法學專業。現居渥太華。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會員，加拿大華裔作家協會會員，加中筆會會員。平面紙媒發表文字逾百萬字。作品被收入多種文集，並獲得加華文學獎、臺灣林語堂故居文學獎、中國散文年會華語創作文學獎、美國漢新文學獎等文學獎項。已出版散文小說集《青草地》，詩集《玻璃牆裡的四季歌》，隨筆散文集《杜杜在天涯》等。

人格的魅力

──記文學研究所的幾位前輩學者

陳駿濤

 題敘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前身是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創建於1953年2月，1955年劃歸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後，改稱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197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後，始改稱現名。剛剛過去的2013年是文學所建所六十周年。六十年來，文學所之所以在海內外廣有影響，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乃在於她擁有像鄭振鐸、何其芳、俞平伯、錢鍾書等這樣一批老一代的學者和專家，他們的學問和人格曾經滋潤了文學所的幾代學人。

     我到文學所的時間是1964年4月，距今即將半個世紀了。其時，首任所長鄭振鐸已辭世，但繼任所長何其芳，以及俞平伯、錢鍾書、余冠英、蔡儀、唐弢、吳曉鈴、賈芝、毛星、朱寨等一班學者都還健在，作為一個後生學子，我對這些前輩學者只有敬畏之心，卻少有接近的機會。文化大革命這場疾風暴雨，在搞亂了整個社會秩序的同時，也打破了人與人之間的長幼與尊卑的關係-- 所有這些「臭老九」，不管是年老的還是年輕的，都統統被發配到五七幹校（校址在河南信陽）勞動改造，連同何其芳、俞平伯、錢鍾書等人也不例外。我被指派帶領幾位前輩學者（錢鍾書、吳世昌、吳曉鈴、范寧等），與他們同室共處分別達一二年之久，與何其芳、俞平伯等之相隔也不過一里地。我漸漸對他們有所了解，也漸漸對他們產生了親近之感。但真正認識到他們的價值，對他們產生了一種感念之心，還是在其後。盡管他們都並非完人，但我總覺得，在他們身上有一種特殊的魅力，這種魅力是那樣地吸引著我，使我總是對他們流連忘返，這就是一種超越於黨派和階級之上的、更靠近人性範疇的人格的魅力！

何其芳：坦誠正直、包容厚德的老所長

     在文學研究所的前輩學者中，我最早認識的是何其芳（1912-1977）。他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所說的「漢園三詩人」之一，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就成名了的，後來又傳奇般地從四川奔赴延安，成為「魯藝」（魯迅藝術文學院）文學系的系主任。1949年後，他不太寫詩了，轉向了文學研究，是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有相當影響力的文藝理論家和文學研究家。我來北京報到後最早見到的文學所領導人，就是這位何其芳。

    那是我到文學所報到後的幾天，何其芳在所長辦公室約見了我們幾個新人，他給我的第一印象是樸實親切和平易近人，一開始就把我的緊張情緒解除了。談話很簡單，主要是講怎麼開始做研究，他強調要先從資料入手，從基礎起步，慢慢熟悉了再進入，要我們好好地跟老專家學習，等等。後來還有過幾次約見或個別談話，也去過他在北京總布胡同的家，他給我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熱情坦蕩和樸實親切。從整個文學所這樣一個「大氣場」中，我也能夠感受到全所人--包括年青人和老專家--對老所長的尊重和熱愛，即使是在「文革」前期他遭到批鬥，在「幹校」期間被分派去當「豬倌」，並很快與豬們打成一片，甚至到了「豬憂亦憂，豬喜亦喜」的那些日子，我依然能夠感受到有不少同事是同情他，愛護他，尊重他，為他所遭受的種種不公正待遇而憤憤不平的！

在「幹校」期間，與我同室共處各達一、二年之久的幾位老先生，我們在一起聊天的時候，經常能夠聽到他們臧否所內的一些人，或調侃，或不屑，或鄙夷……都有，唯獨對何其芳，卻沒有貶詞，頂多是用「憨」、「執」、「迂」這樣一些中性詞來說道他，從骨子裡說，他們對何其芳是很有好感的。在老文學研究所這樣一個擁有這麼多學貫中西，博古通今，有獨立建樹，又分屬於不同學派的學者群裡，何其芳是惟一能夠為各派學者所容納和尊重的人。

2012年是何其芳誕辰一百周年、逝世三十五周年，文學所的人又在一起開他的追思會了。自何其芳1977年辭世以後，不記得開過多少次這樣的追思會了，每一次大家都有說不完的話，說了三十五年了，還是沒有說完。這次也是一樣，一個接一個地搶著發言。一個人能夠在離世的三十五年中，不斷為人們所懷念，所評說，這說明這個人是活下來了-- 深深地活在人們的心間！即使不開追思會，沒有紀念活動，我們也一樣會思念這位文學研究所的奠基人。到底是他的什麼樣的事物活在我們心間？是他的親切的音容笑貌，坦蕩率真的性格？還是他的等身的著述？抑或是他倡導的「謙虛的、刻苦的、實事求是的學風」？……是，但又不全是！

我曾經不止一次讀過不同代際的人所寫的那些懷念何其芳的文章，我覺得他們給予何其芳的種種贊譽和褒揚並不過分，只有像何其芳這樣胸懷坦蕩和品德高尚的人才能擔當得起！在何其芳逝世三十周年的時候，文學所有一位後起之秀寫過一篇《何其芳的傳說》的文章，開頭是這樣說的：「文學所的老人當中，流傳著不少關於何其芳的故事，這些文學所的老人是如此地熱衷於講述何其芳，由不得所裡的一干新人也豎起畢恭畢敬的耳朵；等到這班新人自己也成了老人，他們又開始了新一輪的講述--就這樣，何其芳的故事在文學所一代代地流傳了下來。」

所有這一切，都使我深深地感悟到，這完全是來自於何其芳的那種精神，由於這種精神所造就的那種獨特的人格魅力，不同代際的人都曾經受到過它的感召和洗禮，使他們永難忘懷，因而，人們總是不斷地懷念他，贊美他和張揚他。盡管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文藝界的左傾思潮中，何其芳也曾裹挾其中，有時甚至還沖鋒在前，表現出某種程度的「愚忠」情結。但在有些問題上，他還是敢於堅持自己獨立觀點的。例如在1954年由毛澤東親自發動的對俞平伯《<</span>紅樓夢>研究》的批判運動中，何其芳一方面組織全所研究人員學習毛澤東關於《<</span>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一封信，主持全所的批判會；另一方面又堅持發揚學術民主，要求大家對俞平伯及有關著作進行全面分析，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和科學的方法開展討論。在會上，他還一再請俞平伯發表自己的意見。他對「不要對俞平伯投降」一類的說法並不以為然，認為不應當把學術觀點混同於政治傾向。所有這些，在批判俞平伯運動中，對俞平伯本人實際上起了保護作用。這一點，連俞先生本人都是承認的。坦誠正直和包容厚德，是何其芳人格的核心，正因為如此，人們對他的弱點和過失才可以忽略不計，這幾乎已經造成了一種令人回味的「何其芳現象」！

延安「魯藝」時代何其芳的學生，已故的文學所著名學者朱寨寫過一篇《急促的腳步》的文章，對何其芳做了如下描述：「他腳步急促。仿佛有一股看不見的氣流推擁著，仿佛有一個向往的目標吸引著。他雙腳像秒針一樣奔走，兩眼像時針一樣凝注。像幼童放步人生，像初生的安泰腳站大地，欣喜激動。因搶步而踉蹌，不時鞋擦地面，踢拖有聲……」朱寨說，這是何其芳給予他的「最初的印象，也是最后的印象」！可以說，這是我讀到過的懷念何其芳的文章中，對他的熱忱執著、堅忍進取的精神氣度，以及不朽的人格魅力，所做出的最形象精彩的描畫！

吳曉鈴：古道熱腸的「布衣」學者

            吳曉鈴（1914-1995）的名字我是1964年到了文學所以後才知道的，但他在中國古典小說和戲曲文學研究界，卻早已是頗有名望的一位。他早年就讀於燕京大學，後又轉入北京大學，先後師從鄭振鐸及胡適之等大家，在版本目錄學、語言學、中國古典文學和戲曲諸方面都有堅實的基礎，從而成為著名的古典小說和戲曲研究家。最有意思的是，他與一些著名的戲曲和演藝界人士也頗多交往，如京劇名角梅蘭芳、馬連良，相聲名嘴侯寶林等，所以有人說他是「雜家」，從學術界到戲曲界、從演藝界到醫學界，乃至「引車賣漿者」中，都有他的朋友。1995年2月，在他辭世後的送別儀式上，來了那麼多似曾相識又頗為陌生的文學圈外人士，正是得自於他的這種人緣。他的正式身份是語言研究所和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曾榮獲法國巴黎大學榮譽哲學博士和印度國際大學榮譽文學博士稱號，20世紀80年代，還曾被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聘為客座教授；他學貫中西（尤其是精於梵文），學識淵博，有多種著述問世……但他從來都以「布衣」自居，以致街道上有些熱心人把他當成了「啤酒廠退休工人」。

在五七幹校期間，我不僅有幸與這位「布衣」學者結為隊友，而且還成為我這個「雞首」的最得力「助手」。當時我們這幾個人的任務是負責本連（「幹校」仿效軍隊以連建制）的雜務，諸如工具管理、信件收發、公共衛生以及「便民服務」--為人代買代售部分日常生活用品等，與勤雜人員無異。在幾位老先生中，吳先生是最不嫌棄繁雜、工作最勤快、辦事最有條理、態度也最為認真負責的一位，從而也最有人緣。

河南的夏天乾燥悶熱，他總是光著膀子，忙前忙後，忙裡忙外，毫無學者派頭，倒更像是當地的一個老農民。他的最大特點是待人熱誠，對朋友囑咐託辦的事，總是盡心竭力、認真對待，其古道熱腸，「幹校」中無人不知，因此也就常常招來一些找他「解難」的人。無非是咨詢個病痛呀，推薦個醫生呀，借本書呀，買件什麼東西呀，搞一點緊俏物資如香煙、白糖之類的「進口」貨呀，甚至查個生肖屬相呀……他都從不拒絕。他手邊常常備有幾張煙盒紙，或一個廢舊的小本，上面密密麻麻地記載著某人托辦的什麼事，以及賬單等等，真乃不厭其詳，不厭其煩。有時候我忍不住就說：「你盡搞煩瑣哲學！」他也只是淡淡一笑，事後依然故我。

1972年春天，吳先生請病假回京，後來由於「幹校」即將散攤，「上面」就沒有再催他返校。在這幾個月裡，他與我書信頻仍，大有「無日不思」的味道。這種友情當然不只是對我個人的，更不是對「幹校」這個變相的勞改營的「情有獨鍾」，而是對當年那些「東巴」、「西巴」(文學所連隊分東西兩片，故有此昵稱)戰友們的真誠思念。過了幾十年，當我重睹這期間他給我的近二十封信札時，依然深深地為他對朋友(不管是平輩還是晚輩)的真心、真情、真愛所感動。

這些信都是用密密麻麻的蠅頭小字寫在廢舊紙張上的。他寫信極少用正規信紙，大多是用廢舊紙張，連信封也是把舊信封翻過來再用。有一兩次，我也用了翻過來的舊信封寄信給他，他欣喜有加，回信道：「遇到了知音」，不過又接著感慨道：「這一次我就沒有舊信封好翻了，只好用新的。」他在信裡除少數是報告他個人的情況外，大多數都是「只敘友情，不談別的」。在幾封信中他都提到「一待任務完成即返校」、「接到通知後就返校」，他說北京的條件比「幹校」強百倍，但有人卻說他「瘦了」-- 這「斯人獨憔悴」，全因了「無日不思」之故也。每封信差不多都羅列了他為「戰友」所延攬的「便民服務」項目的情況，如為「戰友」買了修自行車用的黃油和機油而費盡口舌啦，替「幹校」的集郵愛好者買紀念郵票跑了幾趟郵局啦，為某公購得書刊數套啦，為某公薦舉一位名醫啦，還買了精鹽、醬油膏和魚露(這在當時的河南都屬於「緊俏物品」) 「獻給東巴的戰友」啦……對朋友的盡心盡力、仔細周到、熱情真誠，實在令人感動！

他對我個人也是關懷備至、愛護有加。有兩件事我是永誌不忘的。一件是當年他對我老父親患病的關心。1972年5月6日一信中寫道：「令尊患病，不知近況如何！但願早日康復。閩寓如有困難，關於經濟方面者，小數請從我五月份工資中用，大數請函告我，由京匯閩，祈萬勿客氣！」後來他還為我老父親採購「紗帽」（涼帽）一事東奔西跑，買好後還親自送到我北京的家中，讓我家人寄回老家。第二件是他幾次登門探望彼時留京的我愛人和孩子。有一次清晨即起，因為太早了，兩次敲家門都叫不開，只好托樓下炸油條的小姑娘轉交他所饋贈之物品。後來我女兒病了，他還特地前來探望，並介紹醫生。一位比我年長近兩輪的老先生，對一位晚輩如此關懷備至，除了說明他對朋友的深情外，還表現出一種可貴的長者風範。

吳先生生前還是一位藏書家。從青年時代起，他就注意收藏中國古籍，特別是明清戲曲、小說和俗文學方面的書籍，不斷積累而自成一家，其藏書中還有家傳珍本、友人饋贈以及梵文和孟加拉文本等。這些珍貴圖書，在他辭世以後，家屬根據先生生前「書是給讀書人用的」遺言，幾乎全部（近7000冊）捐贈給了北京首都圖書館。這是吳先生與其家屬做的一件澤被後世、功德無量的大好事。

昔年吳曉鈴在北京大學攻讀時的老同學張中行生前曾如是說：「廣交游，多助人，是吳先生性格的一種表現。」我還想進一步說，這也是吳先生人格精神的一種表現，從青年一直延續到了老年。這樣的人，能不讓我們敬重和懷念嗎？吳先生生於1914年，今年正好是他的百年誕辰，我僅以此小文，紀念先生的在天之靈！

2014年2月20日改定於北京從心齋

 (陳駿濤，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教授，著名文學評論家，有《這一片人文風景》、《從一而終》等多種論集出版，主編或參編了《跨世紀文叢》、《中國留學生文學大系》等多種圖書。)

  編按: 漢園三诗人是指中國現代派詩群中三位傑出的現代主義代表詩人卞之琳、何其芳、李廣田。中國現代派詩群於1932年開始逐漸形成，1935年孫作雲發表文章正式提出了现代派的概念。1936年卞之琳、何其芳和李廣田出版了合集《漢園集》，收有卞之琳的《数行集》、李廣田的《行雲集》以及何其芳的《燕泥集》。因此卞之琳、何其芳和李廣田也被称为「漢園三诗人」。從詩歌流派分類上看，漢園三詩人屬於中國現代派詩群。 

主編:瘂弦

本期執編:吳華

刊頭題字:董陽孜

主編:瘂弦

本期執編: 林楠

刊頭題字:董陽孜

艾麗絲·門羅

李文俊

由於幾年前北京的一家出版公司出了我譯的一本加拿大女作家的小說集《逃離》，而作者艾麗絲·門羅又恰好獲得了2013年的諾貝爾文學奬，於是， 當時大陸只有一種門羅譯本，亦即拙譯的那本。 出版《逃離》的那家公司自然不會錯過商機，於是這本書便被多次重印，據說幾天之內便印了五十萬冊。街頭書攤上甚至還出現了盜印本。

門羅的創作

事後遇到友人，都誇獎我眼光敏銳，竟能趕在門羅榮獲諾貝爾獎之前便相中她了。老實說，我在譯此書之前還真的讀過門羅的不少作品，也真的很喜歡。2011年我編了一本《英語中篇小說精選讀本》，裡面便收有她的一篇《一個善良女子的愛》。 艾麗絲·門羅作為加拿大當代有名的女作家，以擅寫短篇小說而聞名世界。她的作品用詩意文字娓娓道來，從容不迫。以農村與小城鎮為背景，似乎一切都平靜安詳，實際上也同樣充滿沖突與危機。她對現代女性分析有她獨到之處。在美國的重要文學刊物如《紐約客》、《大西洋月刊》、《巴黎評論》上，都可以經常讀到她的作品。美國一年一度出版的年度最佳短篇小說集中，也多次收入她的作品。她幾乎每隔兩三年便有新的小說集出版，曾三次獲得加拿大最重要的總督獎，兩次獲得吉勒獎。2004年第二次獲吉勒獎即是因為這本《逃離》，評委們對此書的讚語是：「故事令人難忘，語言精確而有獨到之處，樸實而優美，讀後令人回味無窮。」

門羅在在英語短篇小說創作方面更可稱得上「力拔頭籌」，美國著名女作家辛西婭·奧齊克稱呼她是「我們的契訶夫，而且文學生命將延續得比她大多數的同時代人都長」。英國很有影響的女作家A.S。拜雅特亦讚譽她為「在世的最偉大的短篇小說作家」，從拜雅特的口氣看，她所指的範圍當已遠遠超出單純的英語文學世界。

門羅一共出版了14部短篇小說集，最早出版的一部短篇小說集叫《快樂影子之舞》(1968)，即得到了加拿大重要的文學獎總督獎。《親愛的生活》（2012）是她最新的一部作品集。她亦曾出版過一部叫《少女們和婦人們的生活》(1973)的長篇小說，似乎倒不大被提起。看來，她還是比較擅寫短篇小說，特別是篇幅稍長，幾乎接近中篇的作品。所反映的內容則是小地方普通人特別是女性的隱含悲劇命運的平凡生活。她自己也說：「我想讓讀者感受到的驚人之處，不是‘發生了什麼’，而是發生的方式。稍長的短篇小說對我最為合適。」

創作特色與技巧

我們在多讀了一些門羅的短篇小說之後，會感覺到，她的作品除了故事吸引人，人物形象鮮明，也常有「含淚的笑」這類已往大師筆下的重要因素之外，還另有一些新的素質。英國的《新政治家》周刊曾在評論中指出：「門羅的分析、感覺與思想的能力，在准確性上幾乎達到了普魯斯特的高度。」這自然是一個重要方面。別的批評家還指出她在探究人類靈魂上的深度與靈敏性。

我曾從門羅2001年出版的《憎恨、友誼、求愛、愛情、婚姻》中選譯了《熊從山那邊來》，發表在《世界文學》上。而且也從網上看過根據小說攝制的入圍奧斯卡獎的影片《Away from Her》（港台譯作《柳暗花明》）。我覺得對老年人糾結的感情她寫得絲絲入扣，確是學院派的女作家沒想到要寫，要寫也是寫不出來的。

她的作品都有很強的「濃縮性」，每一篇四五十頁的短篇，讓別的作家來寫，也許能敷陳成一部幾十萬字的長篇小說。另外，也有人指出，在她的小說的表面之下，往往潛伏著一種陰森朦朧的懸念。這恐怕就與她對人的命運、對現代世界中存在著一些神秘莫測之處的看法不無關係了。

當然，作為一位女作家，她對女性觀察的細致與深刻也是值得稱道的。門羅的另一特點是，隨著年齡的增長，她的作品倒似乎越來越醇厚有味了，反正到目前為止，仍然未顯露出一些衰頹的跡象。

與加拿大文學的因緣

我注意加拿大文學，始於在上海念中學時，曾見書店影印的原文書《Anne of Green Gables》（《綠山牆的安妮》）。後來在《譯文》月刊做编辑時經手發過斯蒂芬·里柯克的幽默小品。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加拿大文學研究會成立，我被推為「副會長」，並因此到加拿大訪問。第一次是1979年，應多倫多大學英語系之邀在多倫多呆了三個月----主要時光都是在那座罗勃茨圖書館里渡过的。深秋時節，時近黄昏，我眼睛看書看酸了，便穿過阗寂無聲的九層藏書閱覽 室的狭長窗子朝下俯瞰，只見遠處亮起了“Joyeux Noel/Merry Christmas”的雙語霓虹燈 。心想自己也該回家了。第二次是1986年，為編譯加拿大現代詩選訪問约克大學英語系。第三次赴加已是1989年了，是去探訪著名兒童文學作家露西·莫德·蒙哥馬利的故迹兼撰文介紹其 代表作《綠山牆的安妮》。我開完一個加拿大研究會的年會後一路從蒙特里爾趕去哈利法克斯，再由那里搭乘輪渡抵達地近邊陲海角的愛德華王子島。歸國前國内情况有些亂，我因捨不下事業與妻兒，還是買棹東歸。臨行前我對接待我的加方Daphne女士說：浪大風急時，作為一艘船的船長，我絕對是應該在場的。當時我恰好是一家刊物的負責人，理應回去承擔責任。加方人士聽了我的說詞倒也很能理解。回國多年來，我始終忘不掉加拿大人民不論天氣陰晴一贯對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友好感情。所以，當出版社約我譯艾麗絲·門羅的書時 ，我便高高興興地接收了下来。藉此篇幅也算是交待我這個外國文學的愛好者與終身從事者 和加拿大文學的一段因缘。

(李文俊，著名加拿大文學研究學者、英美文學翻譯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曾任中國著名外國文學刊物《世界文學》主編、中國翻譯協會副會長兼文學藝術翻譯委員會主任。著有《美國文學簡史》（合作）、《福克納評傳》、《行人寥落的小徑》等書，除《逃離》外，還譯有英國奧斯丁的《愛瑪》，艾略特的詩劇《大教堂凶殺案》、美國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我彌留之際》等多部作品以及將多年譯詩收集成《外國詩選65家》出版。)

「逃離」還是「面對」？

阿木

2013年，加拿大女作家艾麗絲·門羅以短篇小說集《逃離》摘取了是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桂冠，門羅的獲獎闖出了諾獎有史以來的兩個第一， 一是文學獎第一次頒發給了一向不為文壇重視的短篇小說家，二是加拿大作家第一次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在門羅獲獎前，長期關注加拿大文學的著名翻譯家李文俊的已將《逃離》小說集譯成中文發表並撰文向讀者介紹這位「二十世紀短篇小說大師」的創作及其創作特色。

《逃離》一書收了八個短篇，其中有三篇是互有關聯的，但又不脫離「逃離」這個主題，「逃離，或許是舊的結束，或許是新的開始，或許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瞬間，就像看戲路上放鬆的腳步，就像午後窗邊悵然的嚮往」。一篇篇「逃離」的故事就這樣在門羅筆下展開了。卡拉18歲離家出逃；朱麗葉放棄學術研究，毅然投奔在火車上偶遇的鄉間男子；佩內洛普，從小與母親相依為命，某一天卻忽然消失得不知所蹤；葛蕾絲已然談婚論嫁，卻在一念之間與未婚夫的哥哥出逃了一個下午……

《逃離》書名取自於其中的一個同名短篇，小說女主人公卡拉18歲從父母家出走，追求自己的生活，在和丈夫生活了幾年， 如今又打算逃離丈夫和婚姻。但當卡拉在逃離途中的一個巴士車站下車時，面對不可知的未來，現實中可能發生的一切她猶豫了；她不再是當年那個懵懂跟著感覺走、不諳世事的小姑娘， 她第一次開始面對自己， 面對自己的行為和後果，做出選擇。 如往常一樣，門羅將意猶未盡的小說留給讀者去思索。看似波瀾不興的表面卻暗藏著矛盾、衝突、危機，她的小說有一種魔力，讀完一遍會讓你停下來思索、回味，有一種要重讀，要重新發現和探索作家所要暗示的是甚麼？

我們可以把「逃離」看作是一種對現實的不滿，對夢想的追求，那麼「逃離」之後呢？逃離之後的卡拉可不可以說是對現實人生以及對個人的重新認識。

文學是人學，古今中外，人最感興趣的問題還是人本身，希望認識自己，這正是人文主義的實質，但人是複雜的，對人或者是對自身的認識有一個過程，而文藝作品恰好為認識人提供了一個最佳途徑。

朱虹和李文俊是中國研究英美和加拿大文學的著名學者。朱虹又在美國波士頓大學擔任客座教授十多年，教授中國文學，翻譯推介中國文學作品，可說是融會貫通中外文化，她廣證博引世界文學名著，提出了世界文學名著「面對自己」的論述和加拿大女作家門羅《逃離》所引起的思考有某種暗合，昇華了世界文學名著的內涵，引發讀者對於人生的新的思考。

（阿木，原名劉慧琴，《華章》編委。）

愛瑪告訴我…

朱虹

翻譯家李文俊先生在譯完奧斯丁的《愛瑪》之後，感嘆道：「愛瑪，那就是我 ---- 自己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回事。」 我讀奧斯丁的作品，也深有同感。我想，這正是閱讀世界文學名著產生的效果——使我們讀者放下架子、放棄關於自己的幻想，老老實實面對自己。奧斯丁在她的六部長篇小說裡以各種不同的方式提醒我們「面對自己，自己對自己說真話」。

《愛瑪》中的愛瑪，生來有福氣, 她自認生活完美無缺，宣布一輩子不結婚，卻整日忙於設計別人的生活，揣測別人的動向。可她總是弄巧成拙，耽誤了別人的好事，給自己招來麻煩，還在不知不覺中被別人利用！ 看著愛瑪亂闖，我不由得想起 《大衛·考柏菲爾德》中的貝翠姨婆，她眼見大衛把愛他的安妮擱在一邊，偏要娶不諳世事的洋娃娃多拉，只能無奈地感嘆「盲目啊，盲目！」

至於愛瑪， 當她親手 「調理」 的傻丫頭哈麗葉向她宣告自己被「男一號」奈特里先生選中，愛瑪瞬間恍然大悟：「奈特里先生跟誰結婚都不行，要結婚就非娶她愛瑪不可！」 多虧傻丫頭哈麗葉的「點撥，」 愛瑪這才發現，奈特里一直愛她，耐心地等待她，而她自己也一直愛著奈特里！愛瑪終於弄明白自己是怎麼回事。有趣的是，正是她一直在 「調理」 的傻丫頭哈麗葉的一句傻話把她給喚醒啦。

《愛瑪》提出兩個問題 — 你是不是認識你自己？ 認識了，你敢不敢面對你自己， 面對你自己的愚蠢？

奧斯丁的晚期作品《勸導》中的安·艾略特暗示著一個成熟女性的苦悶與壓抑，外加她不敢面對自己的苦悶與壓抑的又一層苦悶與壓抑。

面對自己，還是欺瞞自己？這一對矛盾在《傲慢與偏見》中表現得最有戲劇性，也最有喜劇性。第一章班奈特夫婦那場對話，夫人露骨、先生矜持，造成喜劇性的落差。其實， 「有錢的單身漢」 豈不是他們夫婦倆為女兒們的共同乞求？只不過班奈特先生放不下假清高的架子、放不過嘲弄太太的機會！班奈特先生不敢面對。他是精神上的懦夫。

更有趣的是，大家期盼的 「有錢的單身漢」彬萊先生，真的出現了，而且與班奈特家的大小姐簡，一見鍾情！ 可惜彬萊的姐姐使壞，把自己的弟弟彬萊拽走了。

  簡小姐的反應呢？淡淡的，限時六個月再作決定，「六個月裡不知會發生多少變化……」她輕描淡寫地說。可是後來彬萊擺脫了姐姐，前來求婚，簡小姐樂得如醉如狂。 作為人物形象，簡是扁平的；作為性格描寫，簡內心虛弱，不敢面對自己，不肯吐露真話。大小姐簡不招人喜歡。

班奈特家的二小姐伊麗莎白跟騙子韋翰一見如故。後來接觸多了，韋翰說的多了，我們讀者都聽出了破綻。可是聰明的伊麗莎白反而跟韋翰越發投合。 這無非是因為韋翰大肆抵毀達西，而達西在舞會上傷了伊麗莎白的自尊，現在她正好通過韋翰的詆毀使自己的怨恨得以宣泄。 事情發展到最後，暗戀她的達西不得不給伊麗莎白寫信澄清事實，悉數韋翰的劣跡。

伊麗莎白見信，慚愧得無地自容，連連罵自己瞎了眼，惋惜自己白白錯過了與達西的一樁美滿無比的婚姻。 她勇敢面對自己的偏見與盲目性，面對自己為此要付出的代價，在精神上有所成長，令人感到真實而親切。二小姐伊麗莎白招人喜歡。

班奈特家的鄰居盧卡斯有一大家孩子，大齡女兒夏綠特既沒有姿色又沒有嫁妝可指望，她的處境隱藏著危機。恰逢班奈特家的遠親兼繼承人，柯林斯牧師，前來造訪。 如果注意細節，讀者可以發現，夏綠特從一開始就緊緊盯住這位單身牧師的動向。 而這位盲目自大的柯林斯牧師，全書中的大丑角，早已宣布了自己的來意 — 在班奈特家的女兒中選妻，以便共同繼承班奈特的家產。

柯林斯牧師首先瞄准大小姐簡，被班奈特太太擋回去了。他的第二個目標是伊麗莎白。伊丽莎白費盡了口舌才把他打發掉——這個笨蛋無法相信任何女人會拒絕他！ 接著，柯林斯牧師接受邀請，到盧卡斯家做客。可以想象，客人還沒有走進大門，盧卡斯家的大女兒夏綠特就在半路上截住了他，痛痛快快地接受了柯林斯牧師在三天之內的第三次求婚！夏綠特大姐終於擺脫了「剩女」的困境。

面對好友伊麗莎白的質疑，夏綠特坦率地承認：「我不是一個羅曼諦克的人，我只希望有一個舒舒服服的家……」 現在，夏綠特得到了她想要的——柯林斯牧師只不過是她為此要付的代價。

後來，伊麗莎白應邀到柯林斯夫婦家做客。她看到夏綠特，現在的柯林斯夫人，把家收拾得井井有條，日子過得很愜意——只要柯林斯不在場！伊麗莎白完全理解夏綠特何以時常敦促丈夫去伺弄菜園子！

夏綠特頭腦清醒，勇敢地面對並出色地駕馭了一個尷尬的局面，應該得到尊敬。她的形象有許多值得繼續挖掘的空間。 她的下場可以是悲劇的---如果她與柯林斯厮守到最後。 那就是一部沉重的左拉式的現實主義小說。她的下場也可以是喜劇的----如果柯林斯意外死亡。那就是一部輕鬆，幽默的偵探小說。

世界文學名著中的「面對」並不都是喜劇性的。在《包法利夫人》一書中，女主人公本是農家的女孩子，上了天主教的女子寄宿學校，學了一點舉止言行方面的體面規矩， 就自以為是男人為之傾倒的貴婦人。她被流氓、無賴玩弄，利用，還自以為是悲劇女主人公，為愛情不惜犧牲一切。 她鑽進了鎮上的奸商為她設的圈套，掉進了利滾利的債務和全家破產的絕境。 她最終面對真實的自己----小鎮上一個沒出息的男人的不守本分的老婆。 她無法面對現實與想象的落差，她只能去死，為自己給自己設的假象付代價。

至於《悲慘世界》中的探長賈偉，他自封為法的化身。當他追逐的逃犯冉阿冉對他施救，以仁愛回報他的迫害，賈偉無法理解，無以面對，只能以死來堅守他的「自我」。

擺弄外國文學，什麼「認識價值」，什麼「批判現實主義」，什麼「階級局限性」……。 翻來復去，半個世紀一晃過去了。現在日子不多了，為讀書而讀書，為快樂而讀書，虔誠地讀書，學習做人，學習面對自己，面對自己行為的動機與後果，弄清自己是怎麼回事……。

（朱虹，英美文學專業、翻譯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1992年起任美國波士頓大學外國語言文學專業客座教授，現已退休。國際筆會北京中心會員。 朱虹長期關注東西方女性主義研究，是中國第一代女性文學批評家，也是把中國當代文學介紹給英語世界的女翻譯家。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發表作品。 著譯豐富， 譯著以中譯英為主。以英文撰寫的文學評論在英國、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學術刊物上發表。）

主編：瘂弦

本期執行編輯：江嵐

刊頭題字：謝琰

拯救現世與承載歷史的雌性力量

—嚴歌苓的《媽閣是座城》與張翎的《陣痛》比較談/王紅旗

2014年第1期《人民文學》雜誌發表了嚴歌苓的最新長篇《媽閣是座城》。同時，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媽閣是座城》的單行本。2014年第2期《中國作家》雜誌發表了張翎的最新長篇《陣痛》。同時，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陣痛》的單行本。兩個大型文學月刊和文學出版社，不約而同地推出這兩部小說的原因，暫且不去探究。但是，筆者在閱讀中發現這兩部小說驚人相似的“神性同構”。在《媽閣是座城》和《陣痛》裡，女性個體生命獨特經驗的“記憶”，不僅在小說的敘事結構中佔據著核心的位置，而且，在重構今天與過去的歷史言說裡，在闡釋人性善與惡的糾葛、意識的愚昧與文明的衝突中，塑造的性格迥異的女性形象群，其內在靈魂裡共存的女性生命之愛，即母愛，成為一種拯救現世與承載歷史的巨大力量，是值得認真研究的。

嚴歌苓在《媽閣是座城》裡，塑造的賭場“女疊碼仔”梅曉鷗，超越其以往作品中女性以弱勢求生存的屈辱與順從，在“以賭碼為街道，以貪婪為樓群，以大款為能源”的澳門媽閣賭城，蛻變成操控賭場裡賭徒們生死權的職業掮客。梅曉鷗能夠準確發現每位賭徒潛藏在人性中的賭性，無數賭徒在她的發掘下使其財富積累成山而自己卻走向毀滅。她以極端個人主義的仇恨心理，以開發精英男人賭性的為報復手段，在構築經濟王國的過程中沉淪為一個比賭徒還有賭性的女人。但是，從另一方面講，梅曉鷗拯救老賭徒情人與小賭徒兒子力挽狂瀾似的行為，卻爆發出人性的善良與慈愛。她無私包容的愛情，把嗜賭如命、債臺高築的老賭徒史奇瀾拯救出賭場，使其得到重生與回歸自己的家庭。她猶如瘋狂的母愛，採取縱火焚燒公寓、放棄賭場掮客的職業、帶著兒子離開媽閣賭城、遷居加拿大，扼殺未成年兒子的賭性于萌芽。探究梅曉鷗“多面的、複雜的”人性基因，可以數到她家族裡的上五代阿祖梅大榕。她貪婪的賭性與辨識男人賭性的慧眼，就是梅大榕賭性血緣的遺傳。但是，她卻更像當年阿祖奶奶舉家搬離被賭博污染的廣東一樣，帶著兒子永遠離開了媽閣賭城。讓她在善與惡、情與理的糾纏與搏鬥中，走出人性惡的黑海之域，完成拯救“他人”與自我救贖的精神旅程。

《陣痛》與《媽閣是座城》相比較，《媽閣是座城》是以縱向家族歷史為架構，體現女性拯救現世危機的價值。《陣痛》的結構是橫向的，是從母系家族歷史中截取“抗戰”、“文革”、“911”三個“亂世”的橫斷面，講述上官吟春、孫小逃、宋武生三代母親的生育“陣痛”，呈現女性以匍匐與隱忍的姿態，孕育與承載歷史前行的作用。尤其是第一代母親上官吟春，她不僅要擔當為整個陶氏家族傳宗接代的責任，要隱瞞被日軍強姦而懷孕的事實，還更要忍耐她丈夫大先生的所有無理。而且，還更要背負她在百死不成之後，把肚子裡的孽種生到這個世界上的恥辱。這位被“五座大山”壓頂、被國恨家仇撕扯得四分五裂的女人，她可以選擇死。但是，她似乎把整個“亂世”都背在自己的身上，匍匐向塵埃裡融進大地，才卑賤地活了下來。她在山洞裡自己“用石頭砍斷了臍帶”，才生下女兒孫小逃。這樣的“陣痛”仍然在第二三代母親身上重演，孫小逃在“文革”的槍林彈雨聲中生下女兒宋武生，宋武生在美國“911”的爆炸聲裡把女兒杜路得生在了路上。從中國到海外，無論社會多動亂，生活多麼艱辛，三代母親匍匐疲憊的身體永遠是孩子溫暖的床，是母親的生命之愛承載著家族與國族的歷史前行。

兩部小說通過講述女性命運的生存創痛體驗故事，昭示出人類社會文明發展進程中一個深刻的困惑。無論是現世拜金賭性所導致的種種人性危機，還是歷史上人為製造的重重災難“亂世”，女性既是個體的受害者，更是苦難與災難的拯救者與承載者，人類文明薪火的傳遞者。《媽閣是座城》裡，阿祖梅大榕嗜賭如命，滅了自己和家庭，是祖奶奶吳梅娘為了斬斷梅氏家族賭性的根，親手掐死自己剛生下的男嬰，舉家搬離被賭博污染的廣東，才使家業得以延續與發展。正如嚴歌苓所言“梅家人——其實就是梅家女人，因為梅家上溯五代的男人都不作數。”事實上，從吳梅娘到梅曉鷗，是兩個女性的獨立、堅韌與智慧，改變著這個家族的命運。在《陣痛》裡，三代母親的男人，中國男人大先生死在抗日戰場上，越南男人黃文燦為回國參戰最終客死異鄉，美國男人杜克死在“911”慘案的廢墟之中。雖然三代母親歷盡“亂世”苦難陣痛，卻獨自哺育孩子與維持著家庭的發展。其根本原因在於性別，即女性的母性特質，也就是以母親生命之愛為核心的關愛倫理的文化精神。而且，重建人類世界人與自我、人與人、人與自然、男人與女人的關愛倫理秩序，“賭場”、“亂世”才能成為人類詩意棲息的家園。這其中蘊含著兩位女作家靈魂深處新的女性觀、歷史觀、道德觀與使命感。

如果說賭性是一種人性惡的膨脹，“媽閣”可以說是一座人類社會賭場的隱喻。追溯“東方男人身上都有賭性”的遺傳基因，從一百多年前，在美國三藩市依靠淘金、賣苦力謀生的梅大榕，在回國返鄉的船上一次又一次把準備成親的血汗錢輸得精光，一次又一次地斷指飲血、盟誓戒賭欲罷不能，最終賭光而投海自盡。數到當代的“高級”賭徒，北京的房地產業大鱷段凱文、木雕藝術家史奇瀾、國家某部委科技人員盧晉桐等等。賭性使一批批精英男性墮落為“人渣”。而不能自拔。而唯一能夠得救的史奇瀾，是因為梅曉鷗用愛情喚醒了他靈魂深處的自我。那麼，這些房地產大鱷、權貴政要、科技精英……為何都爭先恐後躋身于“媽閣”，以豪賭的方式，獲得更巨額的財富？是試圖在當今世界政治經濟文化全球化之下，為拿到權威身份重新排序的“巨人”通行證。而《陣痛》講述的是女性生命陣痛與社會創痛糾結的歷史，即非正義戰爭、恐怖主義暴行導致的自然與人文生態的雙重“陣痛”。那麼，這些製造人類災難“亂世”的“狂人”們，呈現的仍是一種人性惡的賭性，只是與前者的表現方式各有不同而已。無論在東方還是在西方，有賭性的男性是人類文明世界的毀滅者，小則是自我、家庭與家族，大則國族與人類。也就是說，人類賭性的蔓延是災難與苦難發生的根源。女性的母性或者說具有母親慈愛精神的人，才是現世與歷史的拯救者。兩位女作家從不同層面質疑了男性血緣譜系的家族延展。

筆者認為，女性文學，就是以女性個體生命的主體體驗與文化經驗，探索女性生存發展命運，塑造女性審美形象主體，建構一個多元互補與共生的人類理想世界。尤其是這兩位海外的女作家，以性別視野與跨文化書寫，講述家族與國族歷史的方式，生成了直擊地心式的深度寫作。首先，《媽閣是座城》和《陣痛》構成一種女性經驗和人類文化相統一的“集體記憶”，改寫了以往由男性經驗代表整個人類經驗的歷史錯誤。其更深層的多重隱喻不言而喻。其次，以數代女性個體生命的創痛記憶，尤其是母親在“陣痛”中崛起與擔當的驚世傳奇，來構建女性自我文化之根、生命之樹、精神之翼的歷史敘事，以此來改變人們的思維方式與性別價值觀念，以女性生命之愛的母愛關懷哲學思想，來重建現代人性品格的內涵。其三，小說塑造的卑微的母親形象群，所揭示的性精神主體與母愛文化力量，如靈魂的“不死鳥”，構成與“實際發生的”經驗相關聯的、超越真實的真實意象，不僅鐫刻於女性文學史之上，而且，兩部作品以及其豐富內容對雌性力量的獨特詮釋，對人類社會未來發展的趨勢而言，具有真誠的女性文化關懷。筆者的解讀也只能是冰山一角而已。

(王紅旗，教授，編審，研究員。中國首都師範大學中國女性文化研究中心、中國女性文化研究基地主任，《中國女性文化》學刊主編，中國女性文化論壇主持人，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女性文學委員會主任，中國當代文學女性文學委員會常務委員。)

金银花與野毒葛

江建文

那年的五月,我從中國的廣西來到美國的新澤西。

初夏的這個清晨剛下過一陣小雨。門外,鄰里各家的草坪和一片公共綠地經雨水洗過,在陽光下愈加青翠,從社區的主幹道旁向遠處的楓樹林伸展開去。遠看,楓樹林仍然多是枝椏,獨有一棵小樹的樹冠上現出黃白相間的點點亮色,像節日之夜綴滿庭院的小彩燈。我快步繞過鄰家的庭院,穿越那片公共的草地,停在這點點亮色跟前。   

這是一棵半大的楓樹,枝椏間已綻出細嫰葉芽,但樹冠上那些花朵卻不屬於樹。而是一條條從樹旁灌木叢中伸出的藤蔓,繞樹身往上攀爬,再順著枝椏游走, 盤來纏去,任意縱橫。樹冠上那些或雪白,或金黃的花朵,成雙成對地從綠葉的腋下伸出笑臉,活潑的,稚氣的,精靈一般的笑臉!    呵，这是金银花！久违了的金银花。

金銀花學名忍冬(Lonicera japonica) ,夏季初開的花是白色的,漸漸轉成金黃,故名金銀花,有很高的藥用價值。《神農本草經》載:「金銀花性寒味甘,具有清熱解毒、涼血化淤之功效,主治外感風熱、瘟病初起、瘡瘍疔毒、紅腫熱痛、便膿血」。《本草綱目》中也有關于金銀花具有「久服輕身、延年益壽」功效的詳細論述。

人的一生從出世到垂暮,任何一個生命階段都可能遭受疾病的侵襲。從神農嘗百草到今天遍佈中國各省市的中醫藥研究所,從飽讀醫學典籍的專也人土到粗通醫理的家庭婦女,一代代中國人在植物世界中不斷尋覓,不斷積累經驗,如今我們能夠認識並善加利用的中草藥已有數千種之多。當我們遭遇到病魔侵襲,包括金銀花在內的這些藥用植物,為我們帶來大自然的關愛和泥土的芬芳。

此刻,在一切于我陌生的新澤西,驟然遇見金銀花,不禁生出他鄉遇故知的熱烈情懷!難道君從故鄉來嗎?抑或本來就是這方水土的主人?後來翻閱資料後才得知,金銀花在東亞和北美洲東北部廣有分佈,與中國的金銀花雖遠隔重洋,也算同種同科呢!

我第一次見到金銀花,是大半個世紀以前的1947年。 

那時我們家居住在廣西西南部小縣城,宜山的成北街。夏天來臨的時候,北部的土坡上,石山的縫隙間,甚至古城牆的牆頭和牆腳,都爬滿金銀花藤,綠葉間黃白兩色的花兒成雙成對盛開,清香四溢。

此時城北幾條街巷居民家的大門上,便會貼出「收購金銀花」的紅紙條。每天上午,總有頭纏藍靛布巾,腳穿著草鞋的鄉民,用竹編的背簍揹著還沾有露水的金銀花,三五成群地穿過北城門洞,走進城來。他們三三兩兩的站在買主門前,彼此討價還價。一時之間,平時冷清的街巷變得熱鬧起來。 

收購了金銀花的人家,把這些花兒攤開在竹篾墊子上,擺在曬臺、庭院甚至家門前的空地晾曬,熏得空氣裡全是金銀花香,據說這芬芳是可以避時疫的。而這一年合當有事。進入七月之後,天氣酷熱,大雨不斷,河水驟漲。居民天天飲用渾濁的河水,時疫便想避都避不開了。

流行性痢疾不招自來,少年的我也難逃此劫。先是肚子脹痛,接著拉稀,一天跑十幾趟廁所。而且總像是拉不完,每每蹲在便坑不敢起來,就是中醫之所謂「裡急後重」。如此折騰,即使壯漢也受不了,何況不足十歲的我。用不了半天,整個人便垮了下來。

當時抗戰結束未幾,百廢待興。這座無電燈也沒有自來水的小縣城中,僅有一家設備簡陋的醫院。面對來勢洶洶的疫情,醫院雷根本拿不出特效藥,除了給病人注射生理鹽水之外別無良策。正當父母面對我突然消瘦的病體一籌莫展,一位鄰居奶奶送來一包金銀花,說:「用黃糖煮水,趁熱喝下去,保管好!」

事隔幾十年之後,我依然記得當年那一碗冒著縷縷白汽,散發一陣陣藥香的金銀花湯。它又甜又苦,喝下去胃裡暖暖的,肚子果然就不痛了,也不需要跑廁所了。那段時間,走過小城街巷,幾乎都能聞到從住家屋裡飄出那種清甜的芬芳。一場可怕的時疫,就這樣被驅除了。

鑒於童年的這段經歷,我對眼前這許多金銀花,當然不會僅止于讚歎和觀賞。我把它們採摘下來,像當年的街坊鄰里那樣晾曬乾,以備不時之需。它們既為野生,便可隨意摘取。這土生土長的植物到處都是,儘管有的雜生在荊棘或其它的野生藤蔓中,增加了採摘的難度,我也樂此不疲。

有一天,我在採摘金銀花時,外衣的下擺被灌水木叢裡的一株荊條上的刺勾住了。我把衣服從荊條上扯脫,荊條彈回去的瞬間牽動了另外一條綠色的藤蔓,彈起來拂了一下我的右手。

我當時不在意, 可被那藤葉拂過的部位很快感覺不對勁了,又麻又癢又疼。而且越來越明顯,竟然迅速開始生出小紅點,手肘眼看著腫了起來。我大吃一驚,急忙收拾好採下的金銀花,先回家再說。

回家的路上,經過一個足球場。球場綠草如茵,很安靜。只有一位穿著運動裝的老者,在跑道上慢跑。老者跑近我時,注意到了我手中的金銀花和下意識抬起的紅腫手肘。他停了下來,眼裡露出關切的神色,指著我手肘的紅腫處,說:「poison ivy, 野生毒葛!」他居然懂一點中文。 

他告訴我,他是當地中學的退休教師。他說野生毒葛和忍冬都是此地野生的藤蘿,由於所要求的土質和氣候條件等相同,常常伴生在灌木叢中。他說野生毒葛的毒性極強,要用「強的松」一類的抗生素藥膏塗抹患處,又指著我採摘的金銀花,做個舉杯的手勢:「煮水喝!」

我衷心謝謝他,急於回家處理患處。他對我揮揮手,微笑:「造物主給人一點恩惠的同時,又為他設下一重困難。反之也一樣。再見!」

寫到這裡,我撫摸著早已恢復如初的手肘,想:「對呵,當造物主為人設下一重困難時,已為他準備瞭解困難的方法。」又聯想起當年小縣城的那場時疫,不正體現了古人常說的世間萬事萬物皆蘊含著相生相剋之道理嗎?或者也可以說「上天有好生之德」吧?

(江建文， 1958年畢業於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1980年任教於廣西大學中文系，歷任講師、副教授、教授、中文系副主任、主任。廣西大學文化傳播學院中文系、新聞系教授。廣西作家協會第五屆理事，廣西文藝理論家協會首屆副會長，廣西語言文學學會第二、三、四屆副會長，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55年開始發表作品，1988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行走山野

容若

連續數天的麗日睛空，讓我忘了現在還只是四月末。遠山的白雪如畫如幻，直到我在登山的途中才意識到它的真實存在。山友不斷勸阻我前行。他們說，上周有人看不清白雪覆蓋下的小徑，不慎跌入峽穀。我只好隨他們一起，繞行山腰，那是一條很具原生狀態的小徑，崎嶇有趣，間遇雪水化下的山泉，叮咚如樂。

比起大海，我更喜歡高山。無論多麼艱險難爬的陡峰，我都覺得自己有能力控制，大腦總是冷靜而清醒，身體平衡得恰到好處，雙足有力地踩在每一個支點上。每當走完一長段山路，或攀上一個不容易的山頭，我會很滿足地舒上一口氣，停步小息，仿佛化入天地萬物。

在登山的歲月裏，除了餘雪，我還走過烏雲密佈、大雨滂沱或淫雨霏霏的時候，腳下的路滿是水坑與泥沼，雙足也許有時會站不穩，但只要不在乎摔一跤沾上泥水，就沒有什麼可怕的。雨中的山，那灰色的雲霧鑽出又鑽進，象極了淘氣的孩子，一路尾隨著我，走出濕氣重重的山林，身上的熱氣隨之蒸騰，與雲霧融在一起，那是桑拿房難以比美的享受。

海濱城市的溫哥華，海水冰可浸骨，即令炎夏八月，也讓人沒有欲望下海一游，而周圍的崇山峻嶺，卻實在是極大滿足了愛山人的攀爬之癮。

我曾一口氣不歇地爬過拔高一千四百米陡峭的山峰，那種感覺，就象武俠裏的綠林英雄“喝酒喝得口滑”一樣，身子在一塊塊礫石間跳動，雙足如生風一樣“爬得腿滑”。待到山頂回望，才驚嘆何以如此生猛。是滿山的緣點燃了我體內的能量？

來到加拿大，那種永遠揮之不去的漂流感與孤懼感，總不時襲上心頭，而母國，似乎又漸行漸遠，漠糊了的記憶與日新月異的變化，終凝結成心中的“異鄉”。每當此時，我就渴望到山裏去，行走其間，於是，心中的煩惱與鬱悶便消失得無影無蹤。

在山野中，我能真切地感受著生命萬物的律動，無論是野花還是小鳥，無論是山泉還是湖水，都是那樣清新地呈現著生命百態。

移民生涯，一如登山，沒有人能替你，不到生命的終點，就只有永遠的行走，永不停息地攀爬。那一路走過的風景，應該算是對這種選擇的鼓勵與獎賞吧。有了這些，結局還重要嗎？

(容若，加拿大華裔作家，曾任中華書局副編審，加拿大<</span>大華商報>總編輯，現為該報專欄作家。)

主編： 瘂弦

本期執行編輯：文野長弓

  刊頭題字：何懷碩

行醫著文兩相和

趙慶慶

初遇文森特·林（Vincent Lam）醫生的小說，是在2009年。當時，我在加拿大訪學。偶有空暇，便去書店淘寶。在多倫多的一家書店，林醫生的《放血和奇療》，忽地從一本本按作家姓氏排列的小說書中，跳入眼簾，不禁大喜。

此前，我已知道，林醫生是從越南移民到加拿大的華人後代，中文名叫林浩聰。他畢業于著名的多倫多大學醫學院，是急診醫生，還是加拿大空中醫療隊的成員。《放血和奇療》是其首部小說，講述了扣人心弦的醫院情事，2006年獲得加拿大文學大獎——吉勒獎。林醫生也因此成為首位摘取此項殊榮的華人作家。

可是，他到底怎樣夫子自道？他的書，和我以前讀過的醫生之文學作品，有何異同？為什麼會贏得英語讀者的喜愛和尊敬？難抑的好奇心，促使我立刻把這本書從書架上請下來，收入囊中。

世界上，醫生和作家，恒河沙數。然而，醫生兼作家，用一則英語習語來說，就是“難得在藍月亮上見一次”（once in a blue moon）。像契訶夫和魯迅，都是先選擇醫科，然後棄醫從文，才領騷文壇。當代醫生在繁忙高壓的行醫之餘，嘗試創作，即便懷有文才，時間和精力上恐怕也不允許。是故，出自醫生筆下的美文佳作，數量極其有限，尤值閱讀而惜之。

美國路易斯·湯瑪斯醫生的隨筆集《水母和蝸牛》和《一個細胞生命的禮贊》，展現了無比瑰麗的生命世界。哪怕是極小的微生物世界，也寫得意趣盎然，充滿了造物的神奇和大美。加拿大的白求恩醫生，捐軀中國抗日戰場，深受國人敬仰。豈知他善畫、工詩、喜文？其藝術風格質樸凝重，偶有幽默，畫作《一個肺結核患者的歷程》、詩歌《紅月亮》、隨筆《創傷》、小說《啞彈》和《肥沃地裡的野草》等都是堅強的心靈之作。

當代俄羅斯心臟病專家馬克奧西波夫，今年49歲，頗多以醫生為主角的小說和劇本，揭示當下俄羅斯人的精神危機和民族矛盾，被譽為“給當代社會的診斷書”。

因對醫生的文字（病歷除外）素有期待，且家人有從醫者，對於林醫生的小說，自然是尚未開卷，就先存了幾分親切感。待我忙完加拿大的訪學回國後，便迫不及待地捧起了這本小說。

赭紅的封面上，印著人類心臟的精確圖影。書中包括《急救計時》、《雲絲頓“中毒”》、《分娩之潮》、《夜航出診》等12個短篇小說。大致以時間為序，講述了四位醫生菲茨傑拉德、斯裡、明（女）和陳備考醫學院、實習、戀愛和行醫的故事。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林醫生並沒有把醫生描寫成聖潔的白衣天使，或者刻意營造英雄橫空出世、力挽狂瀾的氣氛。他老老實實、平平靜靜、穩穩當當地講述，卻自有一種簡淡、樸素之美，一種在病魔、死神和上帝關照下，眾生顯示出的絕對平等和真實。醫生，和普通人一樣，有七情六慾，有萬千煩惱。菲茨傑拉德是位白人醫生，戀愛受挫後，就沉溺杯中物，甚至帶著小酒瓶執行飛行救護任務。斯裡是印度裔醫生，優柔寡斷，在解剖時不敢劃開屍體身上的十字架。陳和明是一對華裔夫婦：陳備受失眠之苦，急診前無法休息，乃至想到改變職業；明在中學時被醫學院的表哥誘騙，長期掙扎在自責的陰影裡。況且，醫生何嘗免于病？何嘗多壽福？他們隨時會加入弱勢、寡助的病患群體。小說中，斯裡醫生英年患胰腺癌去世。菲茨傑拉德醫生和陳醫生在肆虐全球的“非典”中，也遭傳染，入住隔離區，而他們的主治醫生已染“非典”殉職。護士抽籤到“非典”隔離區上班，隨時會被感染倒下。

可以說，小說中的醫生都非完人、超人，更非聖人，他們的白大褂下不是沒有魯迅先生所說的“小”或私念。但是，他們真實，敬業，力守救死扶傷的職業道德。比如，陳醫生一到夜班急診室，就立刻進入井然、熱情和智慧的工作狀態，迅速接治各類急診，從容應對同行的質疑。等到天亮駕車回家，他困得在車上打自己耳光保持清醒，然後就在自家車庫外呼呼睡著了。菲茨傑拉德醫生被懷疑患上“非典”，病情惡化時，他為防止護士感染，放棄接受插管治療，把生的希望留給同行。斯裡醫生生前最有人情味。他會給解剖課上的無名屍體起名字。他會去臆想症病人的家中，進行探望。他甚至給病人“開小灶”：住院老人歐拉夫無親無友，一直牢遵醫囑，以單調的低鹽低脂肪類為食。可是，在生命最後的日子，他渴望吃班尼迪克蛋（一種帶檸檬汁的荷包蛋），醫院餐廳不提供，斯裡醫生就自己做好，送給他吃。此時，小說寫道：“我們查房時，歐拉夫先生正在埋頭享用一大盤班尼迪克蛋、鹹肉和炸薯片，好像提前逛上了天堂。我們查房的整段時間，他都對斯裡微笑點頭，咧嘴笑得癡癡的。”看到這兒，連我的嘴邊都泛起了笑容。可惜，斯裡醫生患癌早逝，老人不久也離世了。

這些瑕瑜互見、呼之欲出的人物，串起了各種診治過程，尤其是緊急救護的場景：分娩時臍帶脫垂、心肺復蘇壓斷肋骨，犯人頭破血流、臆想症病人行為狂躁，等等。但林醫生寫得不蔓不枝，疏密有度，夾有醫療術語的敘述，讓我這個外行人也讀得清清楚楚，恍臨其境。我感覺，作為作家的林醫生，是將病歷和醫檢報告不知不覺地藝術化了，於是，醫院清一色的白大褂有了斑駁的色彩，有了人間煙火的氣息，有了可以平視的靈魂。

林醫生的《放血和奇療》是一部富有魅力的醫生文學作品。我在主持中國教育部“加拿大華人文學史論：多元和整合”這個項目過程中，有幸學習了加拿大華人的不少創作，以專職醫生身份講故事如此之引人和感人的，林醫生當屬翹楚。國內的華人文學學者對林書也已有佳評。一位從中國移民加拿大的醫生，他親歷過在加國取得行醫資格的艱難，建議想讀醫學院的同學不妨先讀讀《放血和奇療》，再做選擇。他說，書中“很確切地講到一名華裔女大學生為了完成父母的意願讀醫學院，逼迫自己在大學本科期間不談戀愛，最後考進了離家較遠的醫大又要堅決放棄大學的愛人。這本書把醫學生的愛情生活描寫得十分生動，加上題材與作者皆是華裔，讀之覺得分外貼切。”

說來也巧，在我有意將這部小說譯成中文時，林醫生恰好來華參加2010年度的上海國際文學節，我有幸出席了他的講座並做了點評。林醫生一襲栗色休閒裝，戴黑邊眼鏡，儒雅，謙遜，講話慢聲細氣，仿佛和急診醫生的雷厲風行一點不沾邊。他讓我想起了一則古老的英國諺語，“醫生必須有一顆獅子的心和一雙女士的手”。他爽快地答應了我的翻譯願望，解答了我對某些字句的疑問，還為中譯本欣然作了序。

我願讀到林醫生的更多作品，也願更多的醫務人員寫下他們的故事——肯定出手不凡。

(趙慶慶，南京大學副教授，加拿大研究中心副主任，江蘇省台港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會理事。曾獲南京大學英美文學碩士、加拿大阿爾伯達大學比較文學碩士學位。出版《楓語心香：加拿大華裔作家訪談錄》、《講臺上的星空》、《霍桑傳》等。)

床和樹——復旦大學二三事

青洋

床，你對於我的意義絕不止是床。

只要放下白紗蚊帳，你就成了我的房間，一個完全屬於我的私人空間。再擱上一條長木板在床架的兩端，上面密密排上書，就可冠以書架之名；我靠在摺疊起的被褥上看書，啃啃稱斤賣的香草巧克力，你就是我的天堂兼書房；伸伸懶腰，你又是健身房；夜裏自不待言，是名正言順的臥室；假如白天也躺著，什麼也不做，躺著想心事。那時你猜猜你是什麼？閨房。只有待字閨中的女孩子才會天馬行空地遐想。

寢室裏四張高低床，被蚊帳間成樓上樓下八個“房間”。我的“房間”在樓上。早上把蚊帳用帳鉤鉤上，蚊帳就成了窗簾。從窗簾裏探頭看出去，室友們的蚊帳都軟軟地被帳鉤吊起，酷似舞臺上的幕布。七個“舞臺”上，志華在讀信；阿菁在看書；彭潔正津津有味地吃蘋果；小可和下鋪的雨花在聊徐志摩，彤瑾靠在床上一邊校對抄寫好的文章，一邊和對面的張玉紅談論班裏男生的軼事。這時小可轉過頭看了我一眼，我感覺我的床即刻也變成了舞臺。由此看來，床啊，你和蚊帳的關係非同小可，蚊帳吊起來，你就是舞臺，蚊帳放下來，你就是房間。

除了蚊帳外，跟你關係比較密切的是蚊子。夏天的晚上，一群群蚊子直升機似地嗡嗡地叫著沖進來。我採取關起門來打蚊子的策略，先把蚊帳放下、塞緊，然後拿本書捲成話筒向蚊子們宣佈，你們被包圍了。當然蚊子們是走不脫的，我大開殺戒，直打到滿手是血。不過復旦的蚊子在校園長大，頗有智商。他們往往埋伏在被褥下面，單等夜裏熄燈，在夜色的掩護下，向我發起攻擊。早上起來，我發現自己被咬得渾身腫塊，奇癢難忍。

熄燈時分，所有寢室樓陷入一片黑暗之中，唯獨享有特權的外籍留學生樓燈光通明，音樂曼妙，他們的夜生活，舞會開始了。我們只能在黑暗中憑窗遠眺，然後爬回各自的床，點燃起放在書架上的蠟燭，開始我們的夜生活：讀書。秉燭夜讀本來是中華的文化傳統。一時間，樓上樓下，火燭通明，半透明的一頂頂蚊

帳裏，黃色的光焰朦朧照出團團看書的剪影。直到門被保安敲響。大家趕緊吹滅蠟燭，唧唧咕咕的笑聲裏，所有的“房間”又都陷入黑暗之中。

樹，當我還是棵樹苗的時候，經常要寫有關茁壯成長的決心書和保證書。

因為知道自己是棵樹，所以對樹特別關注。進復旦的那天，我注意到路旁的樹並不茁壯。我跟在77級老大姐後面，走向中文系宿舍，一路上被曬得滿臉油汗。心裏打著小鼓：大學的樹也不過如此。

後來發現，復旦並不是所有的樹都不茁壯。即便不夠茁壯的樹也迅速茁壯起來。我是一棵樹這件事一再被提起，耳邊出現頻率最高的是棟樑之材這幾個字。這是不是說，我即將被砍下，成為一塊木料？我不希望被砍下，我希望永遠是棵樹。而且是棵校園裏的樹，為永遠不知道帶傘的學生遮風擋雨，為讀書的學生遮擋陽光，還可以沙著喉嚨颯颯地唱歌，享受春風秋露，活得長長久久。

其實我清楚，畢業後，即便不被砍下，也不過做一棵街邊之樹，葉子們整天殺殺殺地鬥爭不休，流言蜚語從這棵樹傳到那棵樹。最可怕的是，還要監督其他低於樹的植物，灌木叢啊小草啊，把風吹草動報告給大樹，然後那些綠色的植被就一片片被消滅了，沙化了。若我能忍耐下來，也長成大樹，便會招來到大樹底下乘涼的豺狼狐狸之流，或是在我身上磨牙，或是抬著頭喊葡萄酸。

更有可能的是，在樹根們爭奪地盤的過程中，我被某些盤根錯節的大樹暗算了，被砍倒、被剝皮、被切割，被東一榔頭西一斧子，修成棟樑之材的樣子。假如這根棟樑能撐起一片天空，幫到天空下的人，那固然很好；怕只怕撐起的只是個草房子，還搞不清楚裏面住的到底是小豬還是化妝成外婆的狼，自己被一群螺絲釘固定住，最後被白蟻蛀空，成了一塊朽木。

因此，在分析了種種樹可能遭遇的命運後，我選擇當一塊詩人筆下自由的漂木，漂洋過海，去到大洋彼岸，日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青洋，原名施慧卿，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加拿大華裔作家協會理事。其作品散見美加《明報》、《環球華報》等。著有中短篇小說集《黑月亮》。短篇小說<</span>咖啡、知己和糖>，詩歌<</span>茶>曾分別獲加華文學大獎賽優異獎和第三名。）

[學會簡訊] 華語文壇新力量

2014年7月27日，是溫哥華盛夏陽光燦爛的一個好日子。加拿大華人文學學會主任委員、著名詩人，《華章》主編瘂弦先生設午宴招待到訪的陳瑞琳女士。世界日報韓尚平總編輯作為嘉賓，應邀出席了午餐會。

陳瑞琳女士是近年來活躍在海內外著名的華文文學評論家。這些年，通過她的努力，讓海外華文文學的作家隊伍更壯大、更整齊、更成熟；也使得海外華文作家的文學作品產生了更深刻的學科意義和更廣泛的社會影響。陳瑞琳始終熱情關注《華章》的發展，《華章》創刋伊始，就得到這位批評家的熱情肯定。“捧讀瘂弦先生的宏願，領悟彭歌先生的精妙故事和灼見，欣賞張翎的精美妙文，還有海倫的最新報導，正構成了一個多樣鼎立的【華章】格局。這裏雖是加拿大華人文學學會小小的一方綠洲，卻與世界各地的華文文壇隔洋相呼，隔空相應，攜手共建世界華文文學的巨廈。”兩年後的今天，陳瑞琳稱讚《華章》已由一個“小綠洲”變成了一個大舞台，已讓眾多的加拿大作家，包括不少世界級的大作家、大學者在這里亮相。她高度評價瘂弦先生帶領這支隊伍為世界華文文學事業“做出了卓絕的貢獻。”

午餐會始終洋溢着熱烈的氣氛。

在溫哥華的學會委員及《華章》編委出席了午餐會。

出席午餐會的還有“加拿大華廈多元文化協會”的諾拉女士。

(《華章》編輯部供稿)

主編： 瘂弦

本期執行編輯：林婷婷

刊頭題字：何懷碩

我們為什麼研究華文文學

劉登翰

  最近海峽电電視台拍了我的一個專題片，談及我們家族的一段往亊：從清朝末年我的曾祖父（或許更早）那一代人起，我們家族就從福建南安的大山里，漂洋過海來到菲律賓南部的棉蘭佬島謀生。大約攝於1910年代前後的一張全家福的老照片，見證了這段歷史：正襟危坐於照片正中的曾祖父，他的左側是中式打扮的三位中年妇女，曾祖父身边穿着對襟唐装的女人，顯然是我的曾祖母；而右側是四位不同年齡的裙裝菲律賓女人，靠着曾祖父、懷里還抱著小孩的那位，或許就是曾祖父從菲律宾带回來的番婆，其他幾位則可能是我的姑婆或嬸婆。當年我父親和伯伯、叔叔都还是盘腿坐在曾祖父膝前地上的七、八岁小孩，而祖父和他的兄弟则并排站在曾祖父的身後。这一张百年前老照片上的二十几位男人和女人，在他们身后都有一串長長的南洋故亊。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家族的男丁长到十六岁或小學畢業後便要过番去继业谋生，成年后则須回鄉娶妻生子，留下香火。如此循环往復，直到我这一代才因為時局變化而有所攺変。

  這是我親歷的一个例子。中国人很早就有移居海外的歷史，只是十九世纪以後，规模最大。不論谋生南洋的自由移民，還是＂猪仔＂一般賣到美洲的契约華工，也不論因留學而滯留他國，還是為創業而打拼異邦，他們遍及世界的足迹，使華人成为一個＂散居＂於世界各地的龎大的族群。然而所謂＂散居＂，並不意味著他們都是＂單個＂地生活在海外。不管他願意或不願意，他們都生活在、或者被視為生活在一個他們所無法拒絕的族裔的網絡之中。他們的膚色，他們的語言，他們的文化一一從心理到行為，像是一道道無形的紐帶，將他們＂歸納＂在一起；更何况還有一個有形的＂唐人街＂，成為他們族裔和文化的記憶和象徵。海外華人的＂散居＂，僅只是一種外在的形態，而命定而來的族裔歸屬和文化記認（注意，我這里用的是＂記認＂），使他們被整合在一起。這是一種＂離散的聚合＂，＂離散＂是相對於他們的母土，而＂聚合＂則源自於他們無法拒絕的＂文化DNA＂。他們迥異於祖居地的異邦的文化語境和生存狀態，为他们的文学书写提供了迥異於故國原鄉的生存經驗。這份異邦不同文化語境的人生經歷，也使他们在回望故國原鄉时，擁有不同的文化视野和思考。所有這一切，正是世界华文文学的魅力和价值所在。

  我們為什麼閱讀和研究華文文學？不僅僅是因為異域風情，也不僅僅只是為了驚艷和嘆息，更重要的是感悟海外華人的那一份生存經驗，透视那一份镂刻着世代華人歷史命運和生存思考的美學表现。既然華人的生存是一种＂散居＂的世界性生存，那麼首先，他们在海外的生存、思考和文學書寫，有何不同於國内的生存、思考和文學書寫？提供和豐富了怎樣新的生存经验和美學经验？其次，同樣在海外，不同的國家和地區，不同的移民身份、生存方式和人生境遇，不同的文化环境和生存背景，又潜隱着那些不同的人生体認和美學表现？这些問題的面對，客觀地决定了華文文學研究内质上潜隱着一種比較文學的精神。研究世界华文文学从本质上说，就是探尋、比較華人從本土到海外不同的生存空間、文化語境、人生经验和美學表现，从而豐富和提升華人文学書寫的深厚内涵和美學魅力，建構一個以中華文化為內核同時融攝世界多元文化的華文文學共同的大世界。

(劉登翰，祖籍南安，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曾任福建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生導師；兼任福建省作協副主席，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副會長等，現已退休。主要從亊中國當代新詩、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及兩岸文化研究。主編台灣文學史、香港文學史、澳門文學概觀、20世紀美華文學史論，著有中國當代新詩史、華文文學的大同世界、中華文化與閩台社會等專著二十餘部；業餘寫詩、散文、記實文學，出版詩集純粹或不純粹的歌，散文集自已的天空、記實文學集關於人和歷史的一些記述等八種。)

愛城隱士梁錫華

陳浩泉

    認識梁錫華教授已將近三十年了。

    1984年，我開始在香港從事出版行業，公司推出「名家系列」文學叢書，我通過黃維樑教授約晤梁錫華教授，向他約稿，就這樣開始了我們的交往。梁錫華屬於學者型的作家，也就是人們所說的學院派。開始時，我們見面大多只談工作上的事，他給我初期的印象是嚴肅寡言。後來，有一天晚上在香港作家聯會的會議上，稍遲一點到來的梁錫華竟是一身運動服的裝束，令我頗感意外。他說，剛跑步回來。事後我才知道，梁錫華經常深夜時分在中文大學校園裡跑步，我也因此知道他十分重視身體的適量運動和養生之道。

1992年，我移居加拿大，兩年後，退休的梁錫華也「回歸」加國。早年，梁錫華就讀卑詩大學，後來又在東岸的聖瑪利大學任教，早已入了加籍。他在溫哥華時，我們的來往比在香港多了，大家經常茶敘或共飯，一起出席藝文活動。我也邀請梁教授出任加拿大華裔作家協會顧問，擔任文學講座的主講嘉賓，同時請他為我主編的刊物和文學專版撰稿。那時候，在加拿大較為頻密的交往中，我才知道梁錫華教授原來很親和健談，並非古板沉悶的人。

在日常生活上，他是一個十足的環保分子，也是現代科技文明的抗拒者。他家裡從不用洗衣粉、洗潔精，也不用洗衣機、洗碗機，甚至沒有電視機，當然也沒用電腦。對外界資訊的獲取，他只靠書報與廣播電台，大部分的時間他是在書房與圖書館度過。一般人也許認為，在廿一世紀的今天，實在很難過這種清教徒與“書呆子”的生活，但梁錫華卻悠然自得，樂在其中。不過，他對人類的未來相當悲觀，認為人類輕視環保，最終會造成自我毀滅。

在我眼中，梁錫華是一位智慧型的學者、作家。他先後在中國、香港、加拿大和英國受教育，榮獲倫敦大學博士學位，主修文學。七十年代中，梁錫華從加拿大應聘到香港中文大學任教，十年後受聘嶺南學院（現嶺南大學），先後擔任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史系主任、教務長兼現代中文文學研究中心主任，對嶺南升格大學貢獻頗多。教學與研究之餘，梁錫華亦勤於創作和翻譯工作，在中港台等地出版作品四十餘種，可謂著作等身。我為他出版的三部作品是散文集《八仙之戀》、《放風箏》和小說《愛恨移民曲》。《放風箏》榮獲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梁錫華重要的作品還有《徐志摩新傳》和散文《有餘篇》（甲、乙）、《明月與君同》、《且道陰晴圓缺》、《四八集》、《我為山狂》等；小說有《獨立蒼茫》、《頭上一片雲》、《香港大學生》、《李商隱哀傳》等。

    梁錫華學貫中西，知識淵博，他的散文往往廣徵博引，令人眼界大開。同時，他的文字亦莊亦諧，活潑幽默，雋永睿智，不論長篇短文，讀來必有所得，而且會感到是一種愉悅的享受。至於小說，他只寫長篇，而且都「食人間煙火」，與時代的脈搏一起跳動，並非象牙塔中的閉門造車。對一位學院派作家來說，這是難能可貴的。

自從十多年前遷往亞伯達省的愛蒙頓隱居後，梁錫華已減少了文學創作，轉而潛心宗教方面的譯著與研究，包括翻譯古希臘文的《聖經》。事實上，早在六十年代，他已出版了《聖經新譯》，也翻譯了多本宗教方面的書籍。如今，隱居愛城的梁錫華繼續這方面的工作，可見他在這個年齡階段，更專注於人生的終極關懷，自有其深層的意義在。

這些年，我與梁教授仍時有魚雁往還，或寄贈書刊，亦會在長途電話中聊聊天。過去，梁教授常參加「加華作協」的活動，現在，作協有重要的活動請他光臨，他也多番婉拒，同樣的，中港台各地的邀請，他也一一謝絕了。他說，年紀大了就不想出遠門，一來辛苦，再者自己作息時間沒有規律，出門總覺得不便。不過，儘管如此，我編輯作協文集時請梁教授拔筆相助，他總會惠賜鴻篇，使文集增添光采。「第一屆加華文學獎」籌備期間，我邀請梁教授出任終審評委，他也一口答應了。可見梁錫華教授對加拿大華文文學仍然關心和奉獻。

如今，梁錫華教授在愛城做他的逍遙隱士，做他認為有意義的、喜歡的事，文友們都為他優悠快樂的生活感到欣慰。然而，作為海外華文文學的一位重要學者與作家，相信讀者們也同時期望梁教授再拿起他的健筆，繼續寫出精采出色的作品，為華文文學這個大花園增添悅目的奇花異卉！

 2014年9月2日

(陳浩泉，曾任職記者、報紙編輯、電視台編劇、出版社和雜誌社主編。東亞大學新聞傳播系畢業。現為華漢文化事業公司及維邦文化企業公司董事經理、總編輯，前香港作家聯會理事、秘書長，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加拿大華裔作家協會前任會長、世界華文文學聯會副會長。己出版詩、小說、散文三十餘種，其生平被收入《香港文學作家傳略》、《中國文學家辭典》、《台港澳暨海外華文作家辭典》、《中國新詩大辭典》等辭書。)

極品客人

邱彥明

大學同學朱玲留學德國，嫁了德國丈夫，長住德國。我住荷蘭，朱玲說，我是她在歐洲唯一的親戚。

朱玲來電話：「柏楊和我休假，可以來探親住一星期嗎？絕對不給你們添麻煩。」「怎麼可能不麻煩，我們的胃麻煩大了。」唐效半開玩笑地回答。柏楊有一手好廚藝，法國餐、義大利菜皆拿手。吃過他做的煮牛舌、烤海鱸魚，佳肴美味難忘。

火車站接駕，與朱玲擁抱後，柏楊非常紳士地握住我的手，認真地以英語微笑說道：”Chef is on board.” （主廚來了！）

沒想到柏楊當真要來展現廚藝。從火車站上汽車，我引擎還沒發動，他已開始詢問，何處可購得小牛肝？這是晚上他想上桌的主菜。回到家，第一件事從行李箱中取出七、八個小玻璃瓶，分別裝了稀奇的香料，向我現（獻）寶。不到一小時我的廚房已被他接管，速度與二次世界大戰德國佔領荷蘭幾乎不相上下。

隨後到附近農家購買新鮮蔬菜，他邊挑選邊對我熟識的農家婦人說：「彥明是我的碧婭翠克絲（荷蘭女王的名字），我是她專門的御用廚師。」哇！我真是長足了臉。

柏楊先將小牛肝醃漬一個下午，烹調時在小火上低溫慢煎，因此外酥內軟。淋醬主要以蘋果片及蘋果汁熬製，搭配小牛肝食用，除了能品嘗出肝的鮮嫩質感還增添了香氣繚繞的果味。

一星期之中，朱玲非讓我坐到電腦前安心寫作不可。她接手家事和花園雜活：清掃屋子、洗碗，修整花木、去除雜草。我只能把荷蘭老先生曾經警告的話轉贈：「別做太過了，否則到晚上你的背就不見了。」

柏楊呢？分別做了紅酒燜牛肉野菇，煎干貝、庸鰈魚、舌鰨魚，涼拌鴨胸脯肉沙拉，烤鯛魚與海鱸魚、炸魴鮄魚等。每道皆令我們贊不絕口。他真是熱愛烹飪，食材必選最上等的新鮮好貨，往往前一日開始調醬醃物，當日午後則穿上圍裙坐在廚房的小飯桌前，很專心的做準備工作，幾小時下來不但不心浮氣燥，反而流露很享受細節樂趣的表情。

下午柏楊備製精美別致的晚餐，但他的上午並不清閒。他發現花園的鑄鐵扶手、雙人木椅斷裂了一根木條，馬上自告奮勇要做一張新椅子。依照德國人的習慣，先行設計，計算材料尺寸，然後選購木料、工具開始製作。兩天完成了雛形，接下來將木條磨沙上漆，四天之後一張嶄新漂亮的花園椅子完成了。柏楊問：「有沒有牢固的鍊條和鎖？可以把椅子圈鎖在園子的木樁上，防止被偷。」我想了想說：「那就不把新椅子放在開放式的花園裡，改放在屋後隱蔽的小天井裡吧！」他聽了很高興，叮囑每年入冬前，務必把椅子油漆一次，再用塑膠布蒙起來；春暖後揭開罩蓋，再重新油漆一回。這樣椅子可以保護得很好。

數年前花五十歐元左右買回家的花園木椅，這次柏楊親手重做，單單材料費已花三百多歐元，如果加上他的工錢（這位公司老板每小時的薪水可不低），椅子的價格早就上千歐元。我感慨說：「這張手工椅子放戶外日曬雨淋，想留它一輩子，壓力太大。」柏楊樂呵了。

住附近的朋友知道我有訪客，路過看見家中花園有陌生面孔的東方婦人蹲著除雜草，又是有陌生面孔的西方男子做木工，進屋來見我安坐電腦前，驚訝問：「這是什麼情景？怎麼回事？」我聳聳肩：「命好唄！」朱玲、柏楊幽默笑道：「我們是專門從德國來的長工。」

他倆假期結束時，花園呈現另一番有秩序的清新面貌。我向朱玲道謝，她回道：「我要謝妳，原來的肩頸痛現在完全消除了！」

（丘彥明，原籍福建。曾任臺灣中國時報記者、編輯，聯合報副刊編輯，聯合文學雜誌總編輯等。一九八七年獲臺灣金鼎獎最佳雜誌編輯獎。著有《人情之美》、《家住聖安哈塔村》、《荷蘭牧歌》、《在荷蘭過日子》、《踏尋梵谷的足跡》、《翻開梵谷的時代》等。二000年獲聯合報十大好書獎及中國時報十大好書獎。）

早起的烏兒

冰谷

     我早起,像鳥兒早起找蟲子。

    烏兒見到曙光,就飛出叢林,嘰嘰喳喳一陣後在葉叢間尋尋覓覓。從小居鄉,我熟悉鳥兒的習性和蹤影,它們早起的時間準確像時鐘。其實我比鳥兒更早離窩,往往晨星未隱、大地沉寂時刻,我就起身趕路了。

    趕路,為了像烏兒那樣尋找蟲子---那是我的滋養,生活的必須,維持體溫和活力。

    中學畢業,升學無望,我走進橡樹林,要體驗園丘生活。測試時園主劈頭就問,「你能每天早起嗎?」。我說能,那是我自小養成的習慣。他全神貫注我,似乎不信:在窗外漆黑一片時刻, 擁枕織夢有多甜蜜,路上霧濃露重,帶著寒意匆忙趕路,需要多大的勇氣與耐力啊!

   我給的回答明確而乾脆。我明白農耕須趁早, 尤其橡膠林, 膠液流出量對氣溫異常關鍵,太陽出來後膠汁就闌珊了。接著園主再發出第二道問題:你有鬧鐘嗎?這回我搖搖頭了。小時候媽媽是我的鬧鐘,長大了起身時刻我自然醒來,所以我不須鬧鐘叮嚀。

對著園主遲疑的眼光,我只有搬出我的童年曆史:我跟著母親割樹膠長大,一路來沒有離開過橡樹林。這才驅走了他的疑慮,讓我走進廣袤的密植橡野,調整我的人生情節。 

環境陌生,但制度化的管理使我的生活步履更富節奏感。起床時窗外漆黑,星子們仍在空穹眨眼,五點鐘就開始我的早課:膠工各就各位,我在膠刀的切切聲中踩跺縱橫交替的荒涼山徑,辨認橡樹膠汁的流量。我不得不專注守職,那是膠工的營養、園主的經濟呵!

清晨五點鐘,在我,已不算早起了。雖然那刻鳥兒依然把頭埋在肢翼裡取暖, 葉縫間蟲兒還沒有張眼蠕動。大地于蘇醒與沉眠之間徘徊。除了夜蟲唧唧嗚叫,千樹萬葉仍逍遙在岑寂的韻律裡。

。。。。。。。。。。。。。。。。。。。。。。。。。。。。。。。。。。。。。。。。。。。。。。。。。

頗長的一段日子,我孤身影只,早起,徜徉在異域的橡林山徑。但我覺得幸福彷佛在我左右。回想早年的流失時光,在更年幼的日子,我度過幾許悲涼和心酸,只為了學鳥兒尋找蟲子,我追 隨母親,天天早起摸黑趕路。

五、六歲的孩童淩晨三、四點起床,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我說, 小時候媽媽是我的鬧鐘, 需要媽媽重複好幾次呼喚,「阿弟,起來,起來!菜飯熟了。」我才伸腰搓揉朦朧的睡眼。阿弟是我的乳名。媽媽掀開我的蚊帳,喚聲帶點輕柔。

媽媽 比我早起,她除須準備早餐菜飯,還得把午餐帶上路,因為我們割膠的地方離家遠,要走一段蜿蜒的荒徑。一切打點就緒,母親即將點燃的煤油燈系在頭上,用竹扁擔挑著膠桶---一桶放進我們的午餐,另一桶有割膠刀和膠絲袋。

母子倆就這樣推開門扉,探索無邊的黑暗而沉寂的林野。一高一矮的兩個影子, 一前一後匆匆地趕路; 紮緊頭燈的媽媽總是在前, 我借媽媽微亮的煤油燈光跟後。那時刻,萬籟俱寂,沉沉天地,偶而傳出夜梟咻咻三兩聲, 僅母子倆的跫音敲響夜色。

童年的坎坷歲月,我比烏兒早起。

14/06/30日写于马来西亚

(冰谷，原名林成興，1940年生於大馬﹐中學毕业﹐歷任橡膠、可可、油棕園經理，大马作协、亚华世华会员。出版新诗、散文十余部，作品收入國內外20餘種文選，多篇散文也選為中學教材，作品多以自然風物為題材。2012年榮獲第13屆亞細安華文文學獎。)

民國才女潘柳黛

周文傑

一九九九年，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老人福利指南》，有史以來第一次選了華裔老人潘柳黛為封面人物 。對很多人來說，潘柳黛是陌生的，但老上海人知道她，她是上世紀四十年代上海灘的四大才女之一（關露，潘柳黛，蘇青，張愛玲）；老香港人也知道她，她是上世紀六十年代電影《不了情》 的作者；墨爾本華裔更知道她，她是熱心公益的老人。 

一九九六年筆者與她相識於老人會，她 儀態不凡，光彩照人，說話毫無女人之矯情。交往久了，知道她曾是上海名記者、編輯，去香港後又成了專欄作家、劇作家，雜誌主編及督印人。還是在多部電影中獲得好評的客串演員。 

   一九二0年十二月她出生在北京一個旗人家庭。大學肄業，十九歲即任南京《京報》見習記者。她的文字大都是在鞭撻黑暗社會。後來轉赴上海，任《平報》、《力報》記者、副刊編輯。偶寫小說、散文、詩歌、雜文。小說《魅戀》曾在《力報》連載四十五天，一派好評。當年作家朱鳳蔚說：「潘柳黛小妹子之《魅戀》為新派女作家中之標準小說，至少可並蘇（青）張（愛玲）鼎足而三」。《語林》雜誌一卷二期編者在她作品前寫道∶「柳黛女士的小品文，旖旎可誦，在蘇、張之外，另闢蹊徑……。」  

潘柳黛為人豪爽、幽默，文章難免辛辣、尖刻，也因此得罪了一些人，包括胡蘭成和張愛玲。 

一九五二年張愛玲到達香港，友人告訴她潘柳黛也在香港。張愛玲冷冷地說:「潘柳黛是誰？我不認識」。這位朋友把話又傳給了潘柳黛。正巧香港《上海日報》約潘柳黛寫《上海幾位女作家》。她在《記張愛玲》一節中，將當年矛盾又抖了出來。

潘柳黛和張愛玲原本是朋友，曾同台演戲, 參加女作家聚會, 還曾與蘇青同赴張愛玲家作客。

當年胡蘭成熱烈追求張愛玲時寫了《論張愛玲》一文，文中說「張愛玲是魯迅後第一」，形容張愛玲文章是「橫看成嶺側成峰」，又誇她貴族世家等等。 

潘柳黛認為張愛玲是才華出眾，大有前途。但沒必要過份渲染她貴族家庭。柳黛對我說:「那時我年輕氣盛，遂寫了篇《論胡蘭成論張愛玲》，大大調侃了他們一番，其實矛頭是對胡蘭成的」。 

潘文先把胡蘭成獨佔「政治家第一把交椅」，挖苦了幾句，接着問胡蘭成對張愛玲的讚美「橫看成嶺側成峰」是什麼時候「橫看」？什麼時候「側看」？柳黛對我說∶「記得當時我舉了一個例子，胡蘭成說張愛玲是李鴻章的重外孫女，有貴族血液。其實這就像太平洋裏淹死一隻雞，吃黃浦江水的上海人，便說自己在‘喝雞湯’一樣。但如果以之當生意眼，倒不妨標榜一番。上海人腦筋靈，‘貴族’二字，必將不脛而走，餐館裏出現‘貴族豆腐’、‘貴族排骨麵’也 說不定。我這篇文章果然引起轟動。正巧著名報人陳蝶衣主持的大中華咖啡館改賣上海點心，便以我筆下的‘貴族排骨麵’ 為上市海報，還以‘正是論人者亦論其人’作為文之結尾。」  潘柳黛、陳蝶衣不謀而合對胡蘭成進行了公開挑戰。 

一次，筆者問潘柳黛，「‘鋼筆與口紅’漫畫，畫的是三位女作家，‘事務繁忙的蘇青’，‘ 奇裝炫人的張愛玲’，‘ 弄蛇者潘柳黛’為何你是弄蛇者？」她哈哈大笑說:「那是我一篇《弄蛇記》，取材於初戀心態，文章轟動了，綽號也出爐了。」 

潘柳黛屬當年新潮，她不算很美，但文人氣質獨特，在眾多追求者中，她選擇了時任聖約翰大學教授的李延齡。 

不久，上海報載「名記者兼女作家潘柳黛小姐，與‘熱帶蛇’延齡先生舉行婚禮。 參加婚禮的有包天笑、周越然、平襟亞、張善琨、關露、蘇青、吳青霞、王效文、王雪塵、金雄白等知名人士」。 遺憾的是倆人婚姻僅半年，沒有等女兒出生便分手了。

潘柳黛時任上海《新夜報》副刊主編。她的代表作長篇小說《退職夫人自傳》，被譽為「中國女性主義小說的經典之一」，「和蘇青的《結婚十年》堪稱“雙璧”」。潘柳黛曾吿訴筆者，這是她以和第一任丈夫相識、相戀、結婚、到分手為藍本的再創作，並非自傳。二00二年獲再版。 

一九五0年，潘柳黛赴香港，她的《明星小傳》、《婦人之言》小品集相繼問世，《退職夫人自傳》獲再版。這時潘柳黛不僅寫小說、詩歌、隨筆、又成了知名的劇作家。她的《冷暖人間》等多部電影先後上映均獲好評。尤其一九六一年的《不了情》轟動了東南亞，該片榮獲第九屆亞洲影展好幾項獎，演員林黛藉 此片影響，之後榮獲四次亞洲影后殊榮。

潘柳黛還在《滿庭芳》等片客串重角，據《電影資料》記載:「女作家潘柳黛雖然初次客串上鏡，但因為她對銀幕的技巧有深切的瞭解，所以也演得突出而成功」。 

一九五二年潘柳黛在港重組幸福家庭，夫君蔣孝忠是蔣經國先生侄輩，她曾多次陪夫君赴臺探親，也獲蔣經國先生家宴款待，她曾吿訴筆者「蔣先生既沒有官架子，也沒有長輩架子」。她對寶島風光和小吃讚不絕口。在港時他和夫君出雙入對參與社交活動，引得眾人仰慕。可惜，正當潘柳黛又獲新加坡《南洋商報》邀請她主編「婦女版」不久的一九六三年，蔣孝忠因患腦炎不治而逝。令她一度跌入人生低谷。 

潘柳黛還創辦過《環球電影》畫報，任《嘉禾電影》主編。後受《新報》、《東方日報》及《翡翠週刊》之邀，開闢專欄。用三言兩語，敍述哲理，啟迪人生。不少香港人視她為生活、愛情、家庭顧問。 

           一九八八年初，她在兒子的陪同下，來墨爾本定居，從此她熱心公益活動。並應讀者要求，將已發表的散文、語絲，重新修改，以她豐富的閱歷和淵博的知識，吿訴讀者和諧的家庭必須以妥協和寬容作為基石，推出了生動的《五分鐘兩情相悅要訣》和《五分鐘女性擇友指引》兩書，三十六萬字，一九九二年香港出版發行，頗受讀者歡迎。

二00一年十月她赴港探親病倒，回澳醫治無效，十一月二日謝世，享年八十一歲。 

(周文傑，退休中學校長，高級教師。曾在北京《新文學史料》臺北《傳記文學》發表人物傳記。出版有《文壇四才女——關露、潘柳黛、張愛玲、蘇青的淒美人生》（獲第四屆中國優秀婦女讀物獎）。《誰是潘柳黛？》《柳黛傳奇》及與郭存孝合著《歷史的履痕》、《往事盡在笑談中》等。現為澳洲華人作家協會會員、世界華文文學家協會監事。)

「學妹」慚愧

趙淑敏

朋友都不諱言，夏志清常常口無遮攔的事實，這不能說是缺點，卻也得算個小毛病。他應該不是城府很深的人，想到就說，熟識不久便領教了他的這個特點。那年一個周末，大家在法拉盛共餐，那時法拉盛的街頭還沒有現在這樣擁擠混亂，人行道上不會人碰人，張三的菜籃車撞了李四的腳跟，王五的遮陽帽沿扎了老人家的眼睛。圖書館前的台階上，看去如一片蝗蟲征服的領域，東一堆西一撮箕坐觀風的無聊漢子，或報紙墊座大吃二喝的長少婦女。夏先生卻已受不了當時的小亂了。感慨華人不爭氣之餘，衝口而出：「啊呀！Flushing 又髒又亂，簡直不是人住的地方！」反應挺快的我馬上回嗆；「噯！曖！眼前這些朋友可都住在Flushing 啊！」，他尷尬地笑開了大嘴，說不出一句合適的話。就是這樣，三分窘態的笑容承認了失言，卻未認錯，這就是他。當然他認為自己並沒錯，我也認為他的批評不全錯，只是出言冒失。有時要累王洞出面打圓場。

對夏志清不管是當面或背後，我極少稱「夏老」，因為老並非他的特點，像他這樣性情的人不會覺得是給他的尊稱，我也不敢像他的老友叢甦，沒熟到那個份兒上說起他來乾脆叫「老夏」。在我，他不是夏教授就是夏先生，人要有分寸。聽得最輕鬆也舒服的一點，永遠是連名帶姓叫我，我喜歡這樣自然的對待，讓我不覺在這個文化圈裡，是那頂疏遠的新到客，就像很多官員們尊稱「夏夫人」的，我們則直接叫王洞。另外還有一個稱號讓我受寵若驚——學妹，我肯接受，因為至少承認並尊重我們是同一個道上的。但我覆函時則願謙稱「後學」。

夏先生做人最大的好處是不托大，而且相當寬容，2002年12月8日討論「《圍城》與錢鍾書」的那次，我這主持人掌控場面，並沒優待他，用搖牛鈴警示只剩一分鐘，節制了他滔滔不絕忘了別人的習慣。他並未見怪，會後還與我懇談我的研究，但很怕他用比較之辭彙來形容分析鼓勵，若讓他人聽到，固然能包容他「口無遮攔」的論調，卻不一定會饒恕我這聽到話的人。文壇的擾攘就是這樣；夏，他才不管什麼誰、誰、誰 ，想說就說，衝口而出。正像他臨終前的豪語誰敢說？「我不怕死，因為我已不朽」。現在我為惡疾所擾，雖也不怕死，但缺少那樣的豪氣霸氣，活著的時候還得在「人」間活動，所以還得歛氣觀色行走於王鼎公所說的「文學江湖」。夏院士已遠去，對於別人，不敢也無需要搖那瑞士鈴鐺，讓它回歸了原用。

我投入最深的中國經濟史研究，是新制海關的建立與經濟、財政的關係，冷得結冰的題目，與夏先生自然不會有什麼思論的交集，他所指的我的「研究」主

要是關於端木蕻良的課題。夏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第十三章內，在他的筆下讓這位天份極高卻遭冷待漠視的30年代新銳作家重新被認識。我八九歲時就聽過母親提起她小學時晚班同學的蕭紅，後來因蕭紅而知蕭軍，卻不知端木，直至到台灣讀台中女中後，才聽師輩人士大力推薦三0年代新秀作家的《科爾沁旗草原》是一部多麼氣魄恢宏的大河小說，可惜得到這項資訊已是書禁森嚴的時期，看不到這作品。可是對他發生了興趣，因為他曾是蕭紅的丈夫，而且還屬「不杖期夫」的角色，但是關於他的故事，沒見到過好話。

時代的輪軸向前滾到了一九八九年，我竟重踏已改名為北京的出生地，叔叔為我引見了端木。見過後我立刻推翻了所有的傳聞，既老又病且已偏癱的端木，雖歷盡苦難，他仍有著「憂鬱貴族」的氣質與典型中國文人的風度，孤傲的他最大的「缺點」就是不管怎樣與現實妥協，不管他自承年輕時如何左得厲害，在氣質上似乎仍普羅不起來，有別於人。我習於對有爭議的不平事找真相，於是下決心做端木蕻良人與文的研究，於是至琉璃廠的舊書店淘寶，挖來了包括一九四八年開明三版的《科爾沁期草原》，更繼續廣蒐相關書籍論著。閱讀、分析、消化預備好好做點工作。夏除了在《中國現代小說史》初寫端木，後來又在兩次國際會議中提出討論端木蕻良作品的專論。那時還不認識夏先生，我常來到紐約後，夏得知我也走入這個領域，便認為我和他是同一條道上的，所以稱我學妹。

後來我因職務身分所屬的立場，必須先寫經濟史方面的paper，便拖延了端木的研究，只寫了一些小文章分析端木的性格、心理與致薄倖名的緣由的我見。人們多因欣賞蕭紅的作品，便認為她的一切都應無疵，並厚責她的親長與身旁的人。但我閱讀各種對蕭的描寫，及從母親的口中歸納出呼蘭河畔那一方鄉土的社會型態，便也歸納出蕭紅的的自我與任性，但是都來不及寫了。夏後來把所有的資料都邀孔海立共享，兩人並合編了《大時代----端木蕻良四O年代作品選》，二人分別提出書序與導讀。一九九八年到北京參加『端木蕻良文學生涯七十年』的討論會，曾見到了青年才俊家學淵源的孔海立博士，並蒙他贈我一册新作《憂鬱的東北人----端木蕻良傳》，我想這個工作有年輕的孔來做了，我只要輕輕鬆鬆寫一點相關的小品便可對自己交代了。我寫過「他心底的她」「他背後的她」「端木蕻良的感情世界」，端木去世以後我寫了「他酷，他不冷酷」，和為端木的討論會提出的論文「端木蕻良散文中的情與義」。沒做太多事。總之，無論對夏先生還是端木，學妹都覺慚愧。  

(趙淑敏,原台灣東吳大學專任教授,大陸的五大學客座教授。曾為台灣數作家協會常務理事。學術論著 外,有長篇小說《松花江的浪》、小說集《歸根》、《戀歌》、散文集《多情 樹》、《採菊東籬下》、等共二十三種。 小說散文曾數次獲獎。一九八八年以《松 花江的浪》獲國家文藝獎。)

看牡丹

江嵐

看花長到牡丹月，萬事全忘自不知。風促乍開方可惜，雨淋將謝可堪悲。閑年對坐渾成偶，醉後拋眠恐負伊。也擬便休還改過，迢迢爭奈一年期。

——(唐) 孫魴《看牡丹二首》其二

 回國講學一個多月，回來被時差攪得天蒙蒙亮就醒了。沖一杯茶，到院子裡轉一圈，看見四處花壇裡長勢最旺的一律是雜草還則罷了，等到發現我最喜歡的一棵牡丹竟然滿株枯黃萎頓，不由得大驚失色。

  那是一棵「中國紅」，三、四年的樹齡了，我走之前還好好地開著花的。當時大紅凝金蕊的花朵挺立在枝頭，綢緞一樣的質地，清雅綿密的芬芳，簡直美艷不可方物，引來路過的左鄰右舍都忍不住駐足端詳。

  在北美的土壤和氣候條件下，牡丹是很頑強、很硬朗的多年生植物，很少有病蟲害，也不招惹野鹿野兔，更何況這一棵已經成熟的植株。我細細檢查，逐漸枯黃的葉片上也看不出病、蟲的痕跡。我失措地呆立，非常清晰的心痛。

  關於種花種草種菜，我並不是行家，更不是天才，所以遠不是種什麼都能養活的。這些年屈指數去，小蒼蘭、菊花、寶華玉蘭、藍莓、櫻桃、杜鵑、錦帶、繡球……沒活下來的不一而足。但牡丹不一樣，牡丹是這滿園之中我最偏愛，最關心的，尤其是這一株明明早春還在盛放的「中國紅」。

  於是心情難免有些耿耿地抑郁起來。以至於當老友兼同事打電話來問我：「回來了？在國內跑這一趟沒累趴下？」的時候，我脫口就說：「這一月轉戰南北的確有點累，不過還好。只是回來以後更鬱悶，因為我有一棵牡丹快不行了。」

  話一出口，我立刻意識到自己錯了。

  他比我年長許多，既聰明也刻苦，學術上頗有建樹。這些年來，一直在我的生活裡充當著一個亦師亦友亦兄長的角色。我在他面前放肆慣了，放肆到一點顧忌也無，今日那些句子說來都不過一過腦子。實際上，他罹患癌症已到晚期，過去整整一年來化療根本沒間斷過，而病情也未能得到顯著控制。我實在不應該和他說起這種關乎生命，關乎生死的話題。

  他那頭卻完全不以為忤，只說：「地裡長的東西，如果沒有病虫害，又長不好，那不是被旱了就是被澇了。你給它挪個地方試試？」

  我在自己的過失裡惴惴不安，企圖岔開這話題，結果卻很愚蠢地把話越說越別扭：“算了，葉子都掉光了，不管它了。」

  「葉子都掉光了有什麼關系？」他依舊笑呵呵，反問。「譬如說人生了病，頭發都掉光了，不等於就完蛋了，是不是？生了病就治唄，不治怎麼知道肯定治不好？你說你這種五谷不分的小丫頭片子懂得什麼叫種地？」

他還要調侃自己，也沒忘記調侃我。我突然間有點語塞，心裡茫茫然、惻惻然。尋常人病到這步光景，受驚嚇而亡的都不在少數。他硬生生挺到現在還不算，還照樣談笑風生，一點避諱也沒有。

  我看著窗外那棵牡丹。它現在位置，是屋檐側面的雨水疏導管出口的位置……排水性太差了，雨水！罪魁禍首肯定是雨水！心念一動，放下電話以後，我立刻移種這棵牡丹，換一個日照時間更長，土質也疏鬆得多的位置。種好了，我端詳著它，想，如同人生了病，不好好治怎麼就知道不能治好呢？且待明年。且待來春。

(江嵐，中国古典文学博士、教授  加華作家。著作甚豐，已出版小說集《故事中的女人》、學術論著《唐詩西傳史論》等。) 

主編：瘂弦

本期執行編輯：徐學清

刊頭題字：董陽孜

旅外華語文學之我見

陳思和

「世界華文文學」作為一個學科概念相當混亂。在我看來，它至少包含了兩類互不相干、自相矛盾的文學：一類是從中國大陸和臺灣、香港去外國（主要北美、歐洲）發展的作家的華語創作；另一類是東南亞華僑作家在居住國用華語的寫作。後者類似王德威教授提出的「華語語際」概念，即在非中國的國家或地區的華語寫作，尤其是在地國第二代以降的華語作家的創作，其特徵在於顯現出在地國的語言、社會歷史、文化風俗等因素。這類華語寫作與中國文學構成了不同國家文化背景下使用同一語言的創作關係，研究這一類世界華文文學，在中歐學術體制內屬於比較文學的範疇。而前一類作家主要是北美、歐洲華語作家，大多來自中國大陸或臺港地區的第一代移民，他们用華語寫作，寫作生活基本上没被融入在地國的文學主流，寫作内涵是从母國带來的生活經驗，發表的刊物和出版社及主要讀者群基本在海峡兩岸的範圍。這一類作家的創作，在我看來應屬於中國當代文學一部分，只是他們活動場所轉移到了海外。

但是，因這一類作家的國籍所限制，他们在中國的身份頗為尴尬。大陸學術界似乎很難把他們視為中國作家，如嚴歌苓、虹影和張翎等的作品，在中國發表並產生影響，但很難參與中國官方的文學評獎，茅盾獎、鲁迅獎與他們無緣。中國當代文學史書裏，他們的地位也颇為暧昧，被冠之「世界華文作家」稱謂時，已經有了「内外之别」的含義，似乎他們與中國文學的關係不再是渾然一體了。我們討論白先勇、聶華苓的創作時並没有把他們的創作與臺灣文學截然區分，但是一旦涉及来自大陸的旅美作家與中國文學的關係時，國籍就變得如此敏感。

高行健的身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高行健是 上世紀八十年代为中國戲劇及現代小說理論作過重要貢獻作家。但他在二000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因加入了法國國籍，他的名字竟變 得暧昧起来，中國方面聲稱高行健是「法国作家」，寧可對他為中國文學爭得的崇高榮譽保持緘默。事實上，一個中國作家不管流亡到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用華語写寫作，他的作品只能是屬於中國属的一部分；當蒲寧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有人會不承認他是優秀的俄羅斯流亡作家嗎？辛格終生用意第緒語寫作，他獲獎了難道不是猶太人的榮譽嗎？我以為對於這類作家，與其依據他們國籍而把他們視為某國作家，不如視為旅外作家，因為「旅」是一個動詞，它的含義是從某地到某地，不管走多遠，定居在哪里，根子仍然在中國。

旅外華語文學的一个鲜明特點，是作家隊伍基本由第一代旅居作家所構成，第二代華裔作家往往使用在地國的語言寫作，不再是華語作家。旅居華語文學的再生性與延續性並没有血緣的傳承關係，而是靠一代一代從中國或臺灣香港等地出發的新移民構成文學的特殊傳承，這種傳承，不是老一代與新一代旅居作家之間间的關係，而是每一代旅居作家與他的母國文化所構成的繼承關係。從本質上說，旅居作家構成的華語文學只是在世界交流頻繁過程中的中國當代文學的一脉支流，它是當代文學的有機構成。

文學本質是由語言構成的美學文本，與作家的國籍有何干系？隨着中國國際地位的加强，人才流通必然會越来越頻繁，定居於它國會越来越普遍，而中國文學邊界也會越来越模糊。何况强调「中国文学」國籍概念的文學史寫作和文學活動（包括文學評獎），也從來没有真正落實過「中國」的概念，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寫就的文學，偏又歸類為少數民族文學的學科概念。與其無法落實真正意義上的中國文學，不如淡化國籍而强化語言，形成一個豐富而多元的「中國當代文學」。

（陳思和，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復旦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兼中文系主任及圖書館館長、 上海作協副主席、《上海文學》主編。著有《陈思和自选集》、《思和文存》三卷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曾獲國家名師、學術著作等多種獎項 。）

主稿：

陰差陽錯:與村上文學的三次交集

施小煒

第一次邂逅村上春樹的小說，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其時我留校任教未久。記得是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日本文學、兼《外國文學報道》編輯的郭潔敏（現為上海社科院教授）約我和王建康（現任日本千歲科學技術大學教授、圖書館長）寫一篇評介村上新作《圍繞著羊的冒險》的文章，不承想與建康兄先做同學後作同僚、自然走得極近的我因此有幸領略了一回村上文學的風采。

再次與村上文學產生交集，是在1989年去早稻田留學之后了。記得第一天，當時擔任早稻田大學國際交流課科員、幾年前在早大總務部長任上提前離職引退、鑽進鐮倉山裡過起隱居生活的伊藤孝兄領我去拜見導師竹盛天雄先生。天雄師聽我匯報了研究學習計劃后，用他那一貫的飄悠輕忽的語氣論道：“那可得玩命兒地苦讀嘍！”算是提前慰勞吧，當晚便領了我去設在大隈庭園內的教職員餐廳「大隈會館」裡吃飯喝酒。

後來那些日子的確如同天雄師所預言，學習強度之大近乎「玩命兒」。不過，玩命之餘，倒也並非全無時間讀點閑書，《且聽風吟》就是在這期間讀的。從我客寓三年半的早稻田奉仕園後門走出，便是早稻田大街，大街兩側鱗次櫛比，排列著許多舊書店。如今其中的大部分都經過了翻修改建，樓宇變得高大、氣派、整潔、明亮得多了，但印象中當年書店數量似乎多於現在，氛圍也更溫馨。那本《聽風曼歌》是花了一百日元買來的文庫本，我覓到它時，它正擠在眾多百元文庫本堆裡，立在店門口的貨架上。之後又陸續購得《挪威的森林》《海邊的卡夫卡》等許多村上作品。這些書今天仍躺在我的研究室書櫃裡，不時地為中國的大學教育與學術研究做出些貢獻。

當年徜徉於村上春樹的小說世界時，從未設想過自己有朝一日會動筆翻譯他的作品。2007年初「放歌歸去也，揮手向吾鄉」，我告別了僑居一十八載的東瀛，回到闊別已久的故土。一個偶然的機緣，我與村上文學產生了第三次交集，這一次在內容上遠為濃郁——陰差陽錯地，我竟開始譯介起村上的作品來，並因此身不由己地對海內的村上文學「受容」也稍加關注，於是乎便有所發現了。

首先，海內村上理解的主流，是將其視為「小資教父」，將其小說定性為「小資文學」，表現出截然不同於別一語境中閱讀者們的「中國特色」。 眾所周知，「小資」即小資產階級一詞，在文革時代，它是一頂令人望而生畏、避之猶恐不及的「帽子」，人人都害怕不知何時會被扣到自己腦袋上，給自己、給家人帶來滅頂之災。但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小資」一詞發生了質的變化。它不再是革命的對象了，變成了眾多年輕人，甚至眾多「非年輕人」，所響往、追求的稱號，成了某種人生態度、政治態度的表達與張揚。但在同時代的日本，即村上春樹時代的日本，並不存有「小資」這個語匯。誠然，史上曾經有過「プチブル」一詞，乃是petit-bourgeois的音譯短縮，也就是毛澤東時代的「小資產階級」，不過在日本它已幾乎變作了「死語」，無人使用。名詞的不存在，意味著概念的闕如，因此日本讀者閱讀村上，在其筆下的主人公身上是看不出「小資」性的，而村上春樹本人在創作時，由於同樣的理由，恐怕並無勾勒塑造日本「小資」的動機。而對文本的誤讀，尤其是對外國文本的誤讀，每每有其必然性與合理性，甚至有時恐怕還有某種策略性在水面之下發揮著作用，尤其是在中國。而閱讀其本身有時也可能是一種表達，甚或是一種創造。盡管如此，誤讀畢竟是誤讀，應當有所認識，有所自省的。

還有一種解讀，在我看來也頗有誤讀的感覺，即斷定村上春樹「無非是個暢銷書作家」，村上文學不過是「大眾文學」而已。我甚至覺得這與他再三與諾獎失之交臂是否有些干系，同時這誤讀與「小資」論也不無關聯，且村上春樹本人的寫作戰略未獲充分理解，也是原因之一。他曾多次表明，自己文學追求的最終目標，是在「大眾文化」的構造中，塞進「純文學」的內涵。兩者結合的成功，為其作品贏得了前無古人的暢銷，但同時也讓許多人，包括許多「職業讀者」即學者及批評家，也一味地將目光傾注於其「大眾文化」的外衣，影響了對其「純文學」內涵的評價。倘如不帶先入之見地細細讀來的話，應當能發現村上小說藝術性與思想性的。

三次交集，我與村上文學的關係愈加深化，一發而不可收拾，今年12月6日，我主持的一個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主題就叫「村上春樹與中國」。日本著名學者山口守教授、藤井省三教授，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校的後起之秀Michael Emmerich教授以及兩名大陸知名學者在會上發表他們最新研究成果。也可算作我邂逅村上春樹文學以來的一樁盛事吧。                                     

（施小煒，上海杉達學院教授。著有《日本文學散論》《東籬擷櫻》等， 譯作有《1Q84》、《禪的生活》等。）

五叔林語堂

鍾麗珠

五年前我和伊祝回臺灣， 第一件事便是到陽明山林語堂故居五叔的墓前鞠躬。

四月的陽明山，煙雨濛濛，從故居的陽台望去，雲霧圍繞着山巒樹梢，不禁使我想起坐在黃昏薄霧的陽台上，啣着煙斗沉思的五叔。

算一算，五叔離開塵世已經30多年了！

林語堂博士是先翁林憾廬先生的五弟，先夫林伊祝的五叔，蜚聲國際文壇的名作家，也是我自小崇拜的偶像。

從小，我就是個書迷，第一次知道林語堂博士的大名是在我五年級，讀完林氏三姊妹著的「吾家」後。印象中的他，是一個温和風趣的父親，喜歡吃東西，不愛理頭髮。我羨慕林氏姊妹有如此和藹可親的父親。中學時期，讀的是林博士編著的開明英語讀本和文法，他的學識和文釆，給了我另一個印象，心目中他又是一位博學多才的學者。及至讀過「京華煙雲」、「風聲鶴唳」和「朱門」等小說後，我已完全為他的才華和筆下創造的人物傾倒。他更成為我最崇拜的作家之一！

第一次看到五叔是在1958年，他去國30年首次返國的時候。對這位既是自小崇拜的文壇巨人，又是從未晤面的長輩，心中難免緊張和不安。沒想到見面之後，他那温和的笑容，親切的握手和問好，立即解除我所有的拘束！

雖然長居海外，五叔却有滿腔濃得化不開的鄉思和對故土的眷戀，他認為人到老年，就該落葉歸根，因此毅然决然於七十歲那年選擇回歸故土，返國定居。

即使生活在國外數十年，五叔的生活習慣仍保留十足的中國化。尤其對鄉音。五叔的故鄉福建漳州，母語是閩南話，他和家人一直用閩南語交談，因此，回到以閩南話為主的臺灣，真是如魚得水。他常說：「回到臺灣，就像回到閩南漳州的老家！」他這種心情，在「說鄉情」一文中，寫得非常清楚。他引用金聖嘆批西廂所列舉的三十三件不亦樂乎中，一條是「久客返鄉之人，捨舟登陸，行漸近，漸聞本土鄉音，算為人生快事之一。」說明自己的「有同感焉」。他寫道：「我來臺灣，不期然而然聽見鄉音，自是快活。電影院女招待不期然而說出閩南話。坐既定，隔座觀客，又不期然說閩南土音。既出院，兩三位女子，打扮的是西裝白衣紅裙，在街中走路，又不期然而然，聽她們用閩南話互相揶揄，這又是何世修來的福分。」他認為「這種故鄉情味，不足為外省人道也！」

决定回國定居後，他選擇了臺北市近郊風景秀麗的陽明山麓為永久居住的地方。他自己設計了一幢中西合璧的房子，西班牙式的洋房，庭院中却有假山魚池，翠竹環繞。從後面陽台看去，七星山在望，山腰間的雲絮，垂手可掬。向晚時分，憑欄遠眺，台北市的萬家燈火，就像撒了一地閃亮的星星！夜深人靜時，此起彼落的蛙鳴蟲叫，令人幾疑身處漳州老家的田野間！五叔非常喜愛這個環境，他樂於在此寫作、讀書、散步、沉思。我們也很喜歡五叔陽明山清幽的家， 特别是濃濃的親情。每當我們前去省親，五叔都會放下手邊的工作，跟我們閑話家常。他話不多，咬着煙斗，笑咪咪地看著大家。並且不時在五嬸對我們關懷的談話中，親切地點頭微笑。這時，我們只感到他是一位慈祥可親的長輩，而不是一位高不可攀、馳名中西的學者。

五叔崇尚自然，討厭束縛。他不喜穿西裝、打領帶，平常冬天一襲長袍，夏天一件香港衫。在家時甚至連鞋子也不喜穿，常常光着脚板。他說：「赤足是天所賦與的，革履是人工的，人工何可與造物媲美？」

五叔深懂生活的藝術與情趣。他堅守「盡力工作，盡情作樂」的原則。他說：「如果一個人的生活，只有工作，沒有娛樂，這個人該多刻板和乏味！」五叔喜歡旅行、釣魚、逛舊書攤和看電影。他把讀書也列為娛樂之一。他還說：「人要有嚴肅的一面，也要有輕鬆的一面，才能使心靈得到調劑。」言之有理，我們不得不佩服！

煙斗，似乎是五叔的標誌。除了睡覺，他幾乎煙斗不離手。他曾幽默地說：「有時候，當我翻閱自己的舊作，甚至可以從字裡行間，嗅出在哪一篇、哪一段裡所含的尼古丁最多！」

對於口腹之欲，五叔永遠像個孩子，只要他喜歡吃的食物，便放量吃，不愛吃的，碰也不碰。他常說：人體器官最奇妙，當你想吃什麼時，也正是自己體內最需要它！他開玩笑說：「我的胃很好，除了橡皮，什麼都能消化！」

五叔一生崇尚的是「真」，他待人真誠，寫文章也真實。他常說，做人和寫文章一樣，都需要真誠。他秉着這個理念，寫自己心裡想寫的。他一生著作等身，英文著作四十部，中文作品也有數百萬字，字裡行間，都是他心中的真誠。他在寫作上的輝煌成就，可以說「真」是佔了很大的因素。

五叔集作家、哲學家、語文學家、發明家﹙中文打字機﹚和辭書編纂者，更是中西文化溝通最大的貢献人物。他的英文著作被翻譯成數十國文字，可以說，他是將中華文化介紹給西方最成功的一位。誠如「紐約時報」所說：「他向西方人解釋他同胞和國家的風俗、想望、恐懼和思想的成就，沒有人比得上。」1976年五叔逝世之後，「聯合報」社論這樣寫道：「他一生最大的貢献，應該是，而且也公認是對中西文化的溝通。」

學貫中西的五叔林語堂博士。他愛家愛國；他崇尚自然；他標榜真誠，他，就是萬千讀者和我心目中永遠最崇敬的文學大師！

(鍾麗珠,筆名丹荔,曾任臺灣報刊記者、編輯及專欄作家。出版有散文集《幸福的時光》、《人生有歌》、《誤把櫻花作桃花》等。）

主編：瘂弦

本期執行編輯：趙慶慶

刊頭題字：董陽孜

契訶夫的話

陶然

我是誤打誤撞進入文壇的，那時乍到香港，沒有別的本事，周圍連一個文學朋友也沒有，百無聊賴。來到香港第二年，一個春天的早晨，乍醒，忽然披衣而起，坐在書桌旁，奮筆寫下第一篇小說《冬夜》，寫好了，便懷著忐忑的心情，下樓，投進街對面綠色郵筒裡去。然後便是一連串的焦急等待，直到那一天，居然給《週末報》刊登出來，那種激動心情，實在難於言說。

我雖然在北京師大讀中文系，對文學有一定的愛好，但從沒有以文學為職業的任何想法。只是到了大學後期，結識了當時被掛起來的詩人蔡其矯，他對我說，「現在社會上流行文學無用論，我很反感。要是問我，即使燒成了灰，我也依然熱愛文學！你是學文學的，為何不拿起筆來呢？」當時文革進入高潮，我們一部份人都躲進小樓成一統，成了逍遙派。我從蔡其矯北京竹竿巷家裡的書庫，也設法去北京琉璃廠中國書店書庫去偷買當時已在社會上失蹤的書，天天狂讀十八、九世紀的歐美俄蘇經典作品。蔡詩人的一番話，再加上他平時灌輸的文學啟蒙教育，終於讓我鼓起勇氣提筆試寫。

我這麼一寫，竟寫了40年。去年秋天，江蘇師範大學副校長方忠在江蘇華文文學學會的雙年會上，辦了「陶然文學創作40年學術研討會」，蒙各方學者與友好捧場，並推出袁勇麟教授主編的《陶然研究資料》，對我的創作生涯作了一次小結。這是第三本有關我的評論集，在此之前，也曾出過兩本，第一本是由曹惠民教授主編的《閱讀陶然》，第二本是蔡益懷博士主編的《陶然作品評論集》。居然有那麼多人研究，於我完全是意外驚喜。當中大多是朋友捧場，我有自知之明；但光是那份友情，便叫我感恩不已。

   除了寫作外，另一個收穫是，我在華文文學圈結識了許多作家和學者，擴闊了我的文學視野。如果要開出名單，那將會是一長串。首先當然要提的是曹惠民，他是我在北師大的同班同學，後期還同宿舍，雖不至無話不談，但卻也意氣相投。畢業分配時兵荒馬亂，各奔東西，多年以後再聚，已是1989年4月的姑蘇春雨時節了。他頭一次參加世界華文文學研討會，1991年在廣東中山召開的那屆，我特地從香港趕去會他，而他提交的論文，便是《陶然的“散文現代化”探索》 。如今他已是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的副會長了。再發展下去，便是一群活躍在兩岸三地寫作界或研究海外華文文學的朋友，吳義勤、方忠、劉俊、袁勇麟、趙稀方、黎湘萍、陸士清、黃萬華、李娜、鐘曉毅、王豔芳、計紅芳、淩逾、瘂弦、洛夫、鄭明娳、陳義芝、鐘怡雯、簡嫃、黃錦樹等等，他們都給予我極大的支持和幫助，讓我在寫作道路上得到扶持。除了中國大陸和臺灣的作家學者外，我在文壇還結識了許多海外從事華文文學工作的朋友，從而對海外華文文學的狀況也有進一步的瞭解。

總的來說，世界華文文學雖有一個基本統一的名稱，但也會因為地區的不同、個人條件的相異，而呈現不同的狀況。如果想用劃一的標準來看待，那就難免有點強人所難了。記得世界華文學研究展開初期的八十年代中，有一位中國大陸學者聲稱，以鼓勵為主。他所寫的文章也都有贊無彈，被評者皆大歡喜，達到促進作用。但在另一方面也產生副作用，有個別作者認為自己行了，固步自封，妨礙自己提高。這在華文文學界是值得警惕的事例。所以我們必須承認差異，區別對待。鼓勵是必要的，但文學的標準不能無限放低，總是要有一定的標杆，才能達到促進華文文學的繁榮。

正如前文所說，我誤闖文壇，是陰差陽錯，這一來，就是大半輩子。如果現在回過頭來問我，我並不悔。當然文學已經相當邊緣化了。就拿辦文學雜誌來說，我們很清楚，絕不能跟流行的八卦雜誌相提並論，特別是如今電子傳媒的發展勢如破竹。拿我目前主編的已創刊30年的《香港文學》來說，這是迄今為止，香港有史以來存在時間最長的文學月刊，照理應該眾所周知。但事實上非文學界的人，恐怕未聽說過的大有人在。我們只能正視這種現象，以平常心對待。我想，只要喜歡文學，那就夠了，至於其他，不必太刻意追求，有了固然好，沒有也不要太介意。俄國契訶夫說，大狗小狗都要叫，他的意思是說，不必因為有了大狗，小狗便不叫了，各種聲音都要發出來，大狗有大狗的叫法，小狗有小狗的叫法。在寫作道路上，只要自己努力過，也就可以交待得過去了。

2014年9月20日

（陶然，《香港文學》總編輯、香港作家聯會執行會長、世界華文文學聯會副會長，著長篇小說《與你同行》、《陶然中短篇小說選》、微型小說集《密碼168》  、散文集《十四朵玫瑰》、散文詩集《生命流程》等近40種作品。）

我們在魁北克寫作

鄭南川

2012年，魁北克華人作家協會在蒙特利爾出版了《歲月在漂泊》，那本四十余萬字的書像一隻漂泊的船，讓我們起航。2014年7月6日，我們在唐人街假日酒店舉辦了新書發行式，向自己的新國家再送三本新作，再向加拿大社會展示了華裔加拿大寫作者的勇氣。 

這三本新書，散文選《皮娜的小木屋》，寫作者們是用五年，十年，二十年或更長時間的生活感受，寫出的一份精神情結，不再是過去的遊記，隨想的隻言片語，可讀性強，感人肺腑。小說選《太陽雪》有了更高層次的寫作，以一個新加拿大人的姿態，表達著我們對這個社會生活意義的回答，表現手法也出現了多樣化的特徵。《一根線的早晨》詩歌選，为加中二十位詩人合作，以英中文雙語出版，第一次讓我們和中國的詩人牽起手來，在母親的唇邊寫下自己的愛，表達了我們走向故鄉，又從故鄉帶回一把泥土的孩子心。這三本書，作為加拿大正規出版書籍，已進入加拿大和魁北克國家圖書和檔案館收藏，並被列入國家圖書資料庫。 

從去年開始，大陸開始了“魁北克華文文學研究”。江蘇社會科學院雜誌《世界華文文學論壇》發表了專論《法蘭西文化中的魁北克華人文學》，中國另一重要的華文文學研究期刊《華文文學》也發表了有關論文。就在我們舉辦發行式這兩天，北京外國語大學正在召開加拿大華人研究會議，會上有加拿大華人文學的主題報告，我們魁北克華文文學被作為一個專題，第一次被抬到桌面，我們的三本新書也在會上做了介紹。 

我們的寫作活動證明，在加拿大，華文寫作是重要的。原因是：

第一，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提倡這種精神。我們在加拿大出版中文書物，開始了加拿大文學的新現象，新國家讓我們夢想成真。我和魁北克圖書管理署有些交道，他們非常讚賞。第二，作為新加拿大人，我們意識到了一個重要的問題“文化認同”。我讀過一些華人作家的作品，他們的寫作充滿著對華人創業、奮鬥、艱辛和思鄉的共同“模式”，還未能完全站在加拿大人的積極精神態度上寫“新加拿大”人的故事。我認為，我們要寫出我們，要情不自禁做新土地的寫作者，寫出加拿大人的自然，人性和真實。第三，我們要為加拿大華人生活的歷史留下“故事”。中文已經成為加拿大重要的語言，若干年後，中文閱讀將會變得更加重要。今天我們做的事很小，很不起眼，但是以後，我們的後人會知道魁北克曾經的華人道路，還有前人留下的文學，這些文學是加拿大文化的一部分。

我對協會的文友說過，我們就這樣堅持吧，用母語的種子紮根在新土地裡，每天勞作，記住澆水，讓它長出小樹，伸出葉子，有多彩的顏色，是嶄新的品種。在蒙特利爾有一片風景，是我們的耕耘的莊稼，我們的生活的選擇就有了意義。

（鄭南川，魁北克華人作家協會前主席，參與主編魁北克首部華人文集《歲月在漂泊》，主編魁北克華文小說選《太陽雪》、魁北克華文散文選《安娜的小木屋》和加中20人詩選《一根線的早晨》，出版詩集《一隻鞋的偶然》等。）

在東林寺寫慧遠大師

莊志霞

東林寺，中國江西廬山腳下一座有一千六百餘年歷史的古寺。

2012年的苦夏，未曾想，我會應電影劇本《慧遠大師》的原作者許文華先生之邀，有緣在這裡棲息，參與創作。

許先生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攻讀於北京電影學院，因那場盡人皆知的運動，在他展翅欲飛時，就被折斷了青春的羽翼。五年前，文友送來滿滿兩袋《淨土宗師》資料，請他出任編劇，他慨然應允。但八旬老人畢竟體力不逮。五載創作，三回與死神碰撞。在以為生命如燈熄滅時，他在醫院的白牆上兩度看到佛光顯現，這使已皈依三寶的他篤信，冥冥中的佛定然在為他加持，去完成使命。

我和許先生相識于1986年，在江西電影電視藝術家協會召開的一次座談會上，他多舛的遭際和執著的影視情懷使當年傾心影視的我不由為之動容。豈料二十多年後，我們同來東林寺圓夢了！

每日淩晨四點，當寺廟的晨鐘“鐺——鐺——鐺——”敲響，立時，梵音環繞于這方淨土。身穿袈裟的僧侶魚貫而入大雄寶殿，少頃，阿彌陀經唱誦四起。早上六點用餐，僧人們皆端坐如儀，閉目口誦後，執箸用齋。飯畢頂禮後依次離去。上午做功課，午餐亦如是。下午四點繼續念經。晚六點半，每週一和四，有寺內的方丈開示。八點半，寺鼓敲響，時而緩慢凝重，令萬物肅然緘默；時而疾如驟雨，似夾雜著雷電轟鳴。這起伏變幻的鼓聲，使人不禁遙想一千多年前先賢于諸般艱難中執著弘法的人生歷程：

東晉年間，出生於雁門樓煩（今山西原平縣）“世為冠族”之家的慧遠，從小博覽六經，尤擅老莊，於弱冠之年，遊學河南許昌、洛陽，後拜於一代名僧道安門下，成其高足。因時年戰亂頻仍，師徒分離，遂輾轉來至北靠長江、南傍鄱湖的廬山腳下。

位於廬山西大門的石門澗，曾是慧遠講學之地。河道邊，巨石重迭，慧遠的講經台依稀可辨。山道和清泉旁，當地官員贈送的“龍泉精舍”牌匾和“卓錫泉”石碑等歷史遺存無不記載了慧遠廣施民間的宏恩大德。時任江州刺史的桓伊見聽眾日多，便在廬山香爐峰下建起了巍峨的東林寺，慧遠由此開創了弘法傳道的大業。

寺廟門前，一株有著一千五百年樹齡的古樟，是東林寺一千多個春秋的“見證”。寺內供奉“三世佛”的大雄寶殿，又名“神運殿”，記載了當年建廟的史 跡：寺院開工興建，木料磚石等建築材料未及運到。停工待料的工匠和參與建寺的僧眾倍感焦急。慧遠祈禱上蒼，感動十方諸佛菩薩施法前來助力，湧出木材的池塘被稱“出木池”。

玉佛殿後的一泓清泉，謂之“聰明泉”。東晉名將殷仲堪來訪慧遠，兩人在此聽泉談論《易經》。殷仲堪對慧遠的解易法深為欽佩，贊曰：“師智深明，實難庶幾！”慧遠亦感于殷仲堪語出珠璣，手指流泉道：“將軍之辯，如此泉湧；君侯聰明，若斯泉矣！”此後凡遊客到此，都要飲上一勺甘泉。我數次路過這兒，總也要駐足，啜飲幾口，以寄託對聰慧明悟的先賢的感懷！

許老还向我講述了“虎溪三笑”的典故：相傳慧遠在寺“影不出山，跡不入俗”，送客不過虎溪。一次，東晉詩人陶淵明與道士陸修靜造訪，慧遠與之談興甚濃，送別時不覺過了虎溪，以至後山老虎一陣吼叫，三人相視大笑。此傳說，自唐以降，一直流傳。 

慧遠雖深居簡出，卻廣交天下賢士。西元402年，他與高僧慧永、潯陽三隱之一的劉遺民、山水畫名家宗炳等123人，于東林寺般若雲台精舍同結“白蓮社”，共祈虔心念佛,同登西方淨土。123人中，有18人為德業圓融之“十八高賢”，後人遂以石鐫刻18高賢影像供奉於遠公堂內。

自古天才多磨難，慧遠也未能出外。對他的三世報應、沙門不敬王者學說，江南名士戴逵提出異議後，晉室桓玄又命慧遠出山為官府效力，慧遠堅辭不就。恒玄竟制定沙門禮敬官員的法規，向慧遠發難。慧遠則明確表示：沙門是塵世之外的人，不應該向帝王叩拜，卻可協助王者治世救人。此後，恒玄知沙門不可強壓，只得順從。慧遠的《沙門不敬王者論》對中國的宗教、禮制和政治原則都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而他的《明報應論》和《三報論》，系統辯答了佛教的三世因果報應說，更成為廣泛傳播的佛學經典。

慧遠的聲名不僅傳播華夏，且遠至異邦。晉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印度沙門僧伽提婆南游至潯陽，慧遠請其重譯《阿毗曇心論》與《三法度論》，並為此二論作序，首開江東地區毗曇學之先河。不久，西域沙門曇摩流支攜《十誦律》入關，慧遠特祈請譯出《十誦律》。西域高僧鳩摩羅什抵關中，慧遠主動向其請教佛學、佛法的要義，並遣弟子去西域求取了《華嚴經》等二百餘部經文，使之在中國傳譯。於是，東林寺成為南方傳譯佛教經典的中心，八方信眾稽首拜謁的江南最具影響之佛教聖地。

西元416年，慧遠圓寂，享年八十有三。守護寺廟遠公塔的常正法師向我和許先生描繪了慧遠大師往生的細節：遠公臨終留下遺言，將他的屍身放置松林，與草木為伍，佈施眾生。弟子遵囑將其遺體安放山上，飛禽走獸皆不忍噬咬其骨肉，蟻群繞其身邊，不忍上身。猛虎亦靜臥側旁，繼續為之護法。七天后，弟子們實在不忍，終將遠公遺體火化，入土為安……

所大幸的是，慧遠創立的淨土宗後繼眾多，香火延綿至今。每日，在登臨238級靈竹山石階、前往文佛塔的途中，虔誠的信徒三步一跪、乃至一步一叩地向著塔頂參拜，並繞塔數周，口誦心惟。更有寺廟閉關堂內，那些日誦十萬聲佛號的信眾。參與東林寺夏令營活動的大學生義工、虔心向佛的莘莘學子，遠道而來的無以計數的弟子……都在向世人昭示著淨土宗佛緣殊勝的明天。

在東林寺，我和許老一邊各自修行，一邊撰寫《慧遠大師》，不覺已過兩個半月。手機不通，俗務鮮擾。每日目遇山林泉石，耳聞晨鐘暮鼓，飲食簡淡，起居有時，身心不由地俱澄澈起來。每每感念身邊的一草一木都銘記著千古高僧的福慧恩澤，一山一水都回蕩著遠公不朽的禪樂梵音，自是欽服和悅，隨遇而安，特為文記之。

(莊志霞，中國青年出版社高級編審，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著長詩《畢業之歌》，長篇傳記《鄒韜奮》、《袁隆平》、《國醫大師唐由之》等，為多部央視專題片撰稿，並著配樂散文《冼星海與黃河大合唱》、30集電視劇《歡樂父子》等。 獲中國圖書編輯獎 、冰心獎等。

曾曉文、江嵐、陸蔚青獲「文化中國」征文獎

由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主辦的首届全球華文散文大賽「文化中國‧四海文馨」頒獎典禮把2014年11月18日在廣州召開的首屆世界華文文學大會推向高潮。頒獎典禮由世界華文文學學會本届會長王列耀主持。加拿大華裔作家曾曉文榮獲本次征文二等獎(一等獎空缺)。曾曉文在獲獎感言中說“我要感谢首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的主办单位国务院侨办，承办单位暨南大学和中国世界华文文学会，感谢散文大赛的组委会，你们搭建了一座世界上最长的心灵桥梁，提供公正平等的机会，引领七大洲四大洋的华人向祖籍国和人民呈献自己的作品，以语言寻根，以文学铸魂！”

本會學術委員江岚和另一位加華作家陸蔚青榮獲三等獎(曾曉文、江嵐同時還榮獲首屆新移民文學論壇“优秀創作獎”)。征文主辦單位評選出100篇入圍作品，結集為《相遇文化原鄉——首屆全球華文散文大賽作品選》，由廣州花城出版社出版。大會頒獎後，同時啟動了第二届全球華文散文大賽。

此外，張翎榮獲第三届“中山杯”長篇小說獎，將另作專題報導。

主編：瘂弦

本期執行編輯：劉慧琴

本期刊頭題字：董陽孜

下个項目你準備做什麼呢？

吳華

    2012年10月23日重陽節，我有课。那天講的是李公佐的《南柯太守傳》，討論時我特意提醒學生注意一个細節：淳于棼大槐安國經歷二十餘載榮辱，一夢醒來，二客仍「濯足於榻」。下課後回到辦公室，接到米列娜女兒的電話，告知恩師米列娜[i] 於三日前在布拉格病逝。

放下電話，我不知坐了多久，但肯定比「濯足于榻」的時間要長得多，和米列娜相識的五十多年時光，一一浮現眼前。

    上个世紀五十年代，父親([ii] )從事研究工作的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為「東歐」國家代培青年學者，家裏突然陸續出現了一些外國叔叔阿姨，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幾位漂亮的捷克阿姨，其中就有米列娜。米列娜1958-1959年在北京做研究，父親是她的指導教師。記得那時她每個星期都到家里來上課，課後父親常常带她到琉璃廠逛書店，去天橋聽曲藝，去西單看戲。課外的餘興活動，小孩子是可以参加的，所以我们姐妹幾個常常輪流陪伴漂亮阿姨。那一年，我七歲。 

    再後来， 米列娜阿姨學成回國，每年新年都會收到她寄來的賀卡，我們知道，她結婚了，再一年，她有了一個小女兒；然後中蘇交惡，雁書漸稀，再後来，文革爆發，海外飛鴻嘎然而止。

    再一次聽到米列娜的消息已是1979年。1970年中加建交，加拿大的大學开始向中國派送留学生，数年间米列娜委托了幾個學生來尋找她在中國的家人，前三個白人學生都無功而返；第四個學生是馬來西亞裔，來我家時，他身着當時中國人的標準裝，加上黑髪黄臉，如果不開口，没有人會知道他不是中國人，他成功了。通過他，我们知道，米列娜已經是多倫多大學東亞學系的教授；也是通過他，米列娜知道她的中國老師和家人是十年動亂的幸存者，59年的那個一年级小學生，此時已是77级大學生。1985年，我到多倫多大學讀碩士，米列娜阿姨變成了米列娜老師。

    米列娜曾這樣描述她在中國生活的：「正是那一年，我開始認識和理解中國文化：這一理解不僅源自書本知識，還來自我對中國人生活的感同身受。」顯然我家是讓米列娜「感同身受」中國文化與生活的重要地方之一。我到多倫多後，她的家和她執教的大學便成為我對西方文化與生活感同身受的場合。作為米列娜的研究生，我和我的同學在系里是最幸运的，因為無論是在學術研究或是生活上，米列娜是最支持和呵護學生的老師 。又因為是她的老師的女兒，我得到了更多的關注，多倫多的四季酒店，米列娜湖邊的别墅都曾留下了我們師生二人的蹤影，每年的平安夜都是在她家度过，聖誕樹下總會有我的一份禮物，許多家庭聚會我都是座上客，她把對兩個女兒的愛也傾注於我，把我護在她那因關愛而温暖的翅膀下。

    米列娜呵護学生，但绝不溺愛。她像慈母，但她更是嚴師，她的学生都受到嚴格管教。米列娜常和學生講她的導师、捷克著名漢學家普實克[iii] 對學生的嚴格要求，她接過師承，對學生也十分嚴厲。譬如，她常說參考文獻和註釋的規矩繁瑣複雜，看上去是技術問題，但反映的是治學態度。看一個人是否是真正的學者，就看他的參考資料和註釋，看他是否下工夫考究材料出處，著錄是否準確。米列娜告訴她的学生：「我看你們的論文，都先看註釋和參考文獻，要是不合要求，第一次我會給你們第二個機會，如果第二次仍有很多錯誤，我就會‘廢’了論文。」她要求學生到素以課程難，教授要求嚴厲到苛刻的比較文學中心去選課，受基本的文學理論訓練，我就在那裏修了整整四年課程。博士論文答辯時，她會請論文主題方面最權威的校外教授做「主考」。我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金聖嘆《水滸傳》評點，答辯時米列娜先後請了著名漢學家普林斯顿大學的蒲安迪和斯坦福大學的王靖宇。米列娜對學生的爱護還反映在她對學生的鞭策上。当我們還稚嫩的時候，她把我们護在翅膀下，當她認為放飛的時候到了，她做我們的推手，如果誰不肯離開巢穴，她就會把他「踢」出去。我就在幾個關鍵時刻被她踢出了習慣的安逸小窝。第一次挨踢是1987年6月，那時我剛碩士畢業，選定了博士論文的題目並做了最基本的研讀。米列娜認為我已經準備好了，就在那年的國際符號學與結構學夏季學院組織了一個中西詩學研讨會，我和她與一位師姐被安排在同一個小組發言，場地是多大維多利亞學院的一个大教室，前一天雅克· 德里達[iv] 曾在那個教室做過主題演講。我們小組發言那天，教室里滿是人，坐在講台上，只見黑壓壓的一片頭頂，裡面有不少遐邇聞名的學者和教授。我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唸完講稿的。接下来，我就有了一次再一次的第一次：第一次出席亞洲學地區年會、全美亞洲學年會、國家級會議、國際會議； 第一次給本科生上課、給研究生講課……這些第一次都是米列娜告诉我「你準備好了!」都有她在背後推動，有時甚至是狠狠地踢出一脚。

    1996年，米列娜退休，回到母校查爾斯大學幫助重建漢學研究。每次她回多倫多，我都趕去拜會，我們的會面不是在Bloor上的松柏軒就是在四季酒店的午茶廳，幾句家長里短以後，米列娜都會問我兩個問題：「Laura，這一向你在做什麼？下個項目你準備做什麼呢？」

    最後一次見面是在2012年6月18日下午，米列娜的一些學生從北美和亞洲聚集在她的故鄉布拉格，舉辦了一個國際研討會，紀念她的教學生涯、學術成就並慶祝她的八十壽辰。作為組織者之一，我把同学送走後，留了一天陪導師。米列娜請我到她在布拉格的家裡去，我到的時候，兩杯紅茶，一盤甜食已經擺放在餐桌上，師生两人坐在寬敞豁亮的客廳裡，室外明媚的陽光灑滿了房間。我們談起剛剛結束的研討會，談起她正在編輯的書籍，談起我們各自的家人……就像我預期的那樣，閒話之後，米列娜臉色一正，說：「Laura，這一向你在做什麼？下個項目你準備做什麼呢？」

    時光似乎倒退回5年、10年、20年前，同樣的場景，同樣的問題。一日為師，終身教誨不倦！唯一不同的是，那次見面竟成永訣。我知道今後再也没有人會用同樣的關切問我同樣的問題了。但米列娜的音容笑貌，她的言傳身教早已銘刻在心，待我完成手頭的研究，我會給自己沏一杯紅茶，在陽光和茶香的氤氲里，啜一口香茗，然後正色問自己： 「Laura，下個項目你準備做什麼呢？」

（吳華，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休倫大學學院副教授。曾治明清小説批評及中西叙事學理論的研究，現在的研究興趣為加拿大華人文學。）

註[i]米列娜（Milena Dolezelova-Velingerova 1932-2012),多倫多大學榮譽退休教授，傑出的國際知名漢學家，米列娜教授是最早使用结构主义理论对中国文学进行解读的西方学者。

註[ii]作者父親吳曉鈴（1914-1995）為中國著名學者、古典文學研究家、戲曲史家、藏書家－編者。

註[iii]普實克(Jaroslav Prusek, 1906-1980), 捷克漢學家，捷克魯迅圖書館創始人、被認為是漢學布拉格學派創始人，1932年到中國考察了兩年半期間，結識了魯迅、郭沫若、茅盾、冰心、丁玲等作家。他主要研究中國民間口頭文學，也注重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

註[iv]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 1930-2004）當代法國結構主義大師，結構主義哲學的創始人，當代最重要也最受爭議的哲學家之一。

溫哥華島假期

施淑儀

十一月一個晴朗的早晨，我們一家三口到溫哥華島西南端的舒鎮（Sooke）旅行三天。女兒開車，來到到北溫馬蹄灣（Horseshoe Bay）渡輪碼頭，乘搭載車渡輪往卑詩省會域多利，從域多利開車約四十五分鐘便抵舒鎮。我們住在舒鎮港灣旅店（Sooke Harbour House），旅店座落韋芬海灘（Whiffen Beach），是一幢三層樓的古老英式建築，面對港灣，背靠蒼松翠柏。旅店前面的小斜坡，高低起伏，綠草如茵，斜坡上有一個小菜園，種植香草園蔬，供應旅店餐房。沿斜坡往下走，再下幾級石階，就可以踏著沙灘的細沙，靜聽濤聲。旅店共有二十八個房間，每個房間都有向海的露台，我們的房間附有一個用木與玻璃搭建的太陽房，太陽房與我們的臥房之間有一幅布簾，拉上布簾就成為女兒的小房間，大家各有天地，非常舒適。酒店供應早餐，早上服務員將早餐送到房間的小餐桌上，我們睜開眼睛就享用一頓豐富的早點。琰自今年四月初開始做化療，共做了十次，都平安渡過，效果很好，全賴他積極樂觀的心態，自書「日日是好日」（禪語）自勉。化療雖然完成，由於化療產生的種種副作用，他胃口不佳，走路吃力，容易疲倦，因此每天的行程，我們都要考慮他的體力，讓他有充分休息。第一天我們開車去域多利的女皇酒店（Empress Hotel），那天酒店的餐房孟加拉廳（Bengal Room）備有豐富的印度咖喱自助午餐。各式可口的咖喱食品，薄而香脆的百百擔，還有精美的印度甜品，立即引起他的食慾，大家開心的吃了一個豐富的午餐。

晚上女兒選了一家叫「點無點」（ Point No Point ）的木屋小餐廳，自舒鎮向西行上十四號公路，約二十分鐘便到達。女兒靠導航器開車出發，車行在狹窄彎曲的山徑公路上，公路的路燈稍嫌微弱，幸而彎路上都裝有黃色的反光標誌，增加駕駛安全度。我們知道晚上開車很容易錯過目的地，因此大家都全神貫注，不敢交談。導航器指示我們繼續向前，我們一路往前開，公路兩旁好像都是樹木，沒有看到房屋或商店，我們正感到有點前路茫茫，忽然聽到女兒驚呼一聲，我坐在後座，完全一無所知，只聽到隆然一聲，驚魂甫定，才知道原來一隻小鹿衝出公路，被車前左側撞了一下，幸而人車無損，可憐小鹿一定受傷不輕。我勸女兒在這鹿野仙蹤似的地方，車行一定要慢，才是安全之道。我們終於找到這間古老小木屋餐館，享受一頓不錯的晚餐。我們回程時，不時看到路邊鹿的蹤影，而且多數是小鹿。這些頑皮的小鹿大概貪玩，得意忘形，不知不覺離開父母走遠了，才會走到公路邊。雖然一路上都有路牌顯示這是鹿出沒的地方，但很多駕駛者都會疏忽，特別是晚上車開得快，容易釀成意外。

我們進餐的「點無點餐廳」，餐房雅緻，每張餐桌都靠著一幅大玻璃窗，可是晚上漆黑一片，甚麼都看不見。我們很想知道窗外是怎樣的景色及餐館周圍的地理環境，決定明天重來這裡午膳。於是第二天再開車上十四號公路，沿途沒有看見一隻鹿，很快就到達「點無點餐廳」。走進餐房，迎入眼簾的是一片藍色的晴空與煙波浩渺的海洋。每張餐桌都放一個望遠鏡，供客人觀海看濤。我們靠窗而坐，向下眺望，還可以看到浪濤衝在岩石上，濺起浪花如雪，又落入海中不斷迴旋。我們看一些簡介才知道這間餐廳是「點無點度假村」的附屬餐廳，「點無點度假村」位於溫哥華島林木茂密的西南海岸，離舒鎮以西約二十五公里。度假村向海的山坡上，有不少獨立小木屋，都是租給遊客的旅舍，山坡下是綿延無盡的沙灘。餐廳建於高崖上，遠眺鍾狄芙卡海峽（Juan de Fuca Strait），遙望美國華盛頓州的奧林匹克半島和奧林匹克山。午餐後琰在餐房外小客廳舒適的沙發上休息。我和女兒走出餐廳到附近林木陰翳的步行徑，在崎嶇的斜坡上，踏著高低不平的樹根，一路往下走，耳畔漸聽到陣陣海濤聲，忽然眼界豁然開朗，藍天碧海的太平洋就在眼前。我們坐在一塊大岩石上，看海聽濤，談談心事。女兒長大了，母女難得有這樣談心的機會。

舒鎮真是一個優閒渡假的好地方，因為這兩個月琰身體虛弱，這個他預先和女兒商量訂好的假期，我真有點擔心，恐怕他經不起舟車勞頓，但他堅持要出來，慶祝我們今年的結婚週年，而且他幾年都沒有出外旅行了，這是他盼望已久的假期，讓他出來轉換環境，想對他的復元反而有幫助。今年中秋過後，溫哥華都是刮風下雨的日子，這幾天真要感謝天公做美，每天都是驕陽燦爛的大晴天。兩天來女兒都選一些餐館，帶我們出外午膳。午膳後就開車回酒店，讓父親好好休息，他就坐在沙發上看書，睏了就坐著打瞌睡。有時女兒到酒店的桑拿享受一下，我則到港灣的長堤散步，溫哥華的冬日，換了冬季時間後，下午四點半就日落黃昏。當時我剛在四點半左右來到長堤，看到蔚藍的天幕上，簇簇灰藍的雲層都染上一抹醉人的桃紅色，令人想起吳文英的「藍霞遼海」，不少拍友拿著長短鏡頭捕捉這海天瑰麗的景色。我後悔照相機留在酒店房間沒有帶出來，於是急步囘酒店取相機。想不到來回十五分鐘，長堤上海天已是灰藍一色，黯淡無光。那艷紅的霞彩是夢嗎？怎麼不留一點痕跡？我後悔自己囘去拿相機，沒有留下來觀賞这一刻的夕陽無限好，人生真要停駐下來用心靈去感受啊！

這三天假期，我們遠離塵囂，沒有電視，沒有電話，也沒有忙著去看當地的美術館或甚麽名勝風景，只是看書、散步、樂聚天倫。記得一個晚上，我們在酒店房間，我躺著看書，女兒在壁爐生火，她爸爸就坐在壁爐旁的沙發上看女兒添加柴薪，撥弄柴火，父女兩人就這樣兩個鐘頭在壁爐旁靜聽爐火發出的劈啪聲。有時我們三人在一起，不用談話，各自拿著一本書，都能找到自己的樂趣。

    三天假期，轉瞬過去，這三天與女兒在一起，享受難得的優閒，我們永遠不會忘記！

主編:瘂弦

本期執行編輯:林楠

刋頭題字:古中  

最柔韌的痛

──記「中山杯」華僑華人文學獎面向世界

陳瑞琳

 中山，一個誕生歷史偉人的地方，如今，正在成為海外華文文學的勝地。因為有了“中山杯”華僑文學獎，當代中國第一次莊重地把聚光燈照耀在了海外華文作家的身上。

 自中國大陸上世紀八十年代洞開國門，海外華僑華人文學越來越成為獨具影響力的文學現象，“中山杯華僑華人文學獎”正是在這歷史背景下應運而生。這是國內文壇第一個專門面向全球華人所設立的文學獎項，從2009年開創以來，共有39部（篇）作品獲獎，該獎項正在成為檢閱世界華文文學的一個重要視窗。

 作為一項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文學獎項，第三屆“中山杯”華僑華人文學獎2014年11月11日揭曉，這是歷屆華僑華人文學獎參與國籍最多的一屆，共收到102 位作者投稿。經過專家組幾輪評審，加拿大作家張翎的作品《陣痛》和馬來西亞作家李永平的作品《大河盡頭》共同摘得了評委會大獎，分享30萬元獎金。薛憶溈的長篇小說《遺棄》、臺灣作家夏曼·藍波安的中篇小說《天空的眼睛》、王寶國的長篇紀實文學《華僑抗日女英雄李林傳》、孫必勝的長篇紀實文學《革命者孫眉》獲得優秀作品獎，獎金各5萬元；新作獎分別由山颯的《裸琴》、比利時華裔作家謝淩潔的中篇小說《一枚長滿海苔的懷錶》、張沖的中篇小說《她比煙花絢麗》摘得，獎金各3萬元。11月11日當晚，所有獲獎作家從五湖四海彙聚中山，在華燈綻放的岐江上，嘉賓們乘船來到天字碼頭，在富有南洋特色的步行街大廟下接受頒獎。在他們身上，既飛揚著歷史滄桑的塵土，又燃燒著對故國風雨的眷愛，溫暖的“中山杯”，照亮了海外遊子用文字回家的路。

 在歷屆獲獎作家中，有一位神奇的作家，連續兩屆榮獲了評委會大獎，創造了文壇上的奇跡。她，就是加拿大著名華裔作家張翎。

  張翎，浙江溫州人，1983年畢業於復旦大學外文系，1986年赴加拿大留學。上世紀九十年代崛起于海外華文壇，首部長篇《望月》可謂厚積薄發，佳評如潮。之後除創作系列中短篇之外，長篇《交錯的彼岸》、《郵購新娘》，奠定了她實力派小說家的海外地位。2009年，張翎以長篇新作《金山》，登上世界華語小說的國際舞臺。2011年，長篇《睡吧，芙洛，睡吧》在海峽兩岸出版，中篇《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 》榮獲中國小說學會評選的“2011年度中國小說排行榜”中篇第一名。在北美新移民文學的波瀾大潮中，塵埃洗定的張翎，將海內海外如火如荼的生活激流納入在陳年舊事的煙雨中娓娓道來，在時空的距離中深情地回顧那曾經蘊含在故鄉草木中的蒼涼故事。張翎的可貴，是她明確地在建構一種陰柔婉約的女性敘述方式，慢板的隨意，清淡的纏綿，讓文字的力度漸漸地力透紙背，以柔含剛，從而將源遠流長的現實主義精神熔鑄成了一種傳統與現代奇妙交合的典雅風範。

 張翎的作品，乍看柔軟似水，再看堅硬似山，品讀之下，則是歷史與人性的絲絲陣痛。從《唐山大地震》再到《陣痛》，張翎始終在觸摸著人心深處的疼痛感，她的感覺是如此獨特而尖銳，從而體現出一位嚴肅的現實主義作家所達到的難度和高度。她在《浴火，卻不是鳳凰》裡說過這樣的話：“痛，通常是我寫作靈感萌動的預兆。”

 獲獎長篇《陣痛》，可謂是張翎“疼痛小說”的突出代表。她將人類生命中至深至親的“疼痛”，用她那犀利而柔韌的手術刀，為我們層層剝繭，絲絲成縷，最後彙聚成人性靈魂中最本質的能量。小說描寫了從1942年到2008年，三代身份、際遇迥異的母親，經歷了同一種形如鐵律的宿命，從戰爭到文革到“9·11”，由此折射並概括了歷史的風雲變幻，人世的風波險惡，生命的無常無奈，以及穿過苦難困窘的母性的堅韌不拔。在張翎近二十年的小說創作中，她的筆下一直有無法言喻的“痛”，她常常把“寫作”比作一種“飛翔”，她認為：“飛是一種傷痛，落地也是一種傷痛”。但她感激這種“傷痛”，因為“傷痛給了我們活著的感覺”。

 兩度獲獎，兩度赴中山領獎，張翎坦言：“第二次獲得同一個獎項，頗感意外。”她在感言中說：“中山杯讓海外作者不再感到孤獨”，而“一座城市能夠有足夠的遠見來看到人的精神需要，這個城市是值得被尊重的。”“寫作本身並不是為了得獎，只是為了真實地面對自己內心的感動，寫出打動自己的作品。”在盛大的頒獎典禮上，她的一句話深深地打動了無數人的心，那就是“我的希望是文學比時代活得更長久些”。孕育著時代變革的陣痛

 (陳瑞琳 著名文學評論家 2014年南昌首屆新移民文學國際論壇新移民文學30年傑出貢獻獎獲得者)

             評長篇小說《陣痛》

公仲

 小說《陣痛》裡的最後一句話是小女孩杜路得說的，“我外婆和媽媽都說，女人生孩子不需要丈夫。”可不是嘛，三代母親，三次撕心裂肺、死去活來的陣痛，生下了三個來歷不明的小女孩。小桃是抗日戰爭時期逃難中“逃”生的，武生是文革時期械鬥中“武”生的，路得則是改革開放時期，在巴黎計程車的“路”上所得的。可她們的丈夫，女孩們的父親是誰呀？到哪裡去了？難道真的不需要他們嗎？其實，這三位母親，各人都有過兩個男人，而且，吟春先後與大先生、谷醫生，小桃先後與黃文燦、趙老師，武生先後與劉邑昌、杜克，他們在一起時，相處得還不錯。只是世事難料，多災多難，厄運不止，真的“男人的缺席就成了危難時期的常態”？這是什麼世道呀！簡直就像是到了一個母系時代了！？作者獨具匠心之處正就在於茲也。一個獨特的觀察世界的女性視角，一個苦難年代與男性失聯後的女性世界。這裡見不到外界的戰火連天、血肉橫飛的悲慘世界，卻有另一種慢刀剜心，血肉模糊的人世間最難忍受而又必須忍受的輪輪陣痛。這裡避開了民族危亡，男兒征戰，奮勇殺敵，生靈塗炭的悲壯場面的描述，卻寫出了面對生死存亡、天塌地陷時，女人們的堅忍、勇敢、充滿信心， 創造生命的偉大奇跡。這也是一種歷史，較之男性書寫的那些正史，它更具人性，更有情感，因而從另一個側面上來看，它更顯示了歷史的縱深度。我以為，長篇小說開掘歷史的縱深度，是與小說的品味和品質成正比的。而張翎的小說正就在這方面，顯示了她的擅長和優勢。我曾說過，她是一位勇於用自己柔弱的肩膀，去扛起沉重的歷史十字架的，極少數的，有責任感的女作家。《雁過藻溪》，寫了三代女性的人生命運的悲劇，《金山》，更是寫了一百三十年海外五代華人的血淚史。這次《陣痛》，三次的陣痛史，寫出了抗日戰爭的殘酷無情，文化大革命的荒唐不經，以及改革開放出國後的新事奇遇，寓意更為深刻長遠。也許可以說，這是孕育著時代變革的陣痛，歷史破阻的陣痛，人性複歸的陣痛。

    嚴歌苓說，“天生具有好的語感，可張翎還嫌不夠，還要語不驚人死不休地錘煉她的小說語言。小說《陣痛》就是以她錘煉成金的語言，講述了三代女人從中國到海外的世紀故事。張翎使我們越過文學的熊市看到文學的希望。”先天的語感，後天的錘煉，使她造就出了一種中西合璧的別具新質的華文語言。我在03年曾說過，“她的語言不僅有詩性的純淨、精煉、形象、生動，而且還富有想像力，不時會閃爍出思想的火花和哲理的光芒。它沒有太多民間習俗的鮮活方言俚語，更多屬於海派學者型的機智、靈動的知識份子腔。”時隔12年，她的語言依然故我。《陣痛》堪稱“錘煉成金”的語言，顯得更為老到、洗練。這裡只舉兩個例子：一個是講小桃與黃文燦幾月不見，恍如隔世，文中說，“情緣是一根美麗的絲線，太平年月裡可以繡成花存上一輩子，卻經不起亂世裡輕輕一陣風吹雨打。”還有一處，講武生與杜克的感情糾葛，“感情的繩子最初的時候也許是粗壯的，可是卻經不起時間和距離的拉扯，漸漸地，它終將被扯得稀薄而露出破綻。”杜克“過早地把自己的重量掛在了那根靠不住的繩索上。”“他在年華上輸了的東西，興許能在距離上贏回來。”瞧，這典型的知識份子腔調，比喻形象，意蘊深厚，可一般讀者，理解就有些費勁了。我個人的偏見以為，語言錘煉當適可而止，見好就收，過了，就會叫人覺得有些人工斧鑿之痕，裝腔作勢之嫌，還是自然天成為好。

             完稿于南昌大學青山湖區18齋（ 2015.2.8）

 (陳公仲 南昌大學教授 著名移民文學研究專家、評論家。 曾任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副會長 ，中國小說學會副會長。 )

夜讀《陣痛》

江嵐

    一口氣把《陣痛》看完，已經是淩晨兩三點鐘。從書稿上抬起頭，眼前並沒有“藻溪陶家”的老屋，也沒有謝池巷口的“老虎灶”，不是“布夏”教授在辛辛那提的家，更不是“杜克”位於紐約市區的小公寓……腦子於是有點恍惚起來。

第一次看這部小說是在國內的飛機上。從北往南再從南往北，皮包裡放著好幾本書，全是囫圇吞棗。今夜在我自己寒假的書房裡再讀來，沒有作業要批改沒有課件要準備，周遭萬籟俱寂。這《陣痛》便不再是一顆能囫圇吞下去的棗子，而變成了一根刺，卡在喉嚨裡。咽不下去，只好再喝一杯茶，爭取把它化開來。

首先張翎筆下所鋪陳的那種氛圍並不那麼容易被眼前的現實消解。她描繪場景、營建氛圍的筆法，不是工筆重彩纖毫畢現的細膩周到，也不是水墨大寫意略見輪廓的疏朗簡省，而更接近于鐵線勾。那種篤定的以線界形，刪繁就簡，不受客觀實景的限制，不被空間、方位、透視等元素約束，抽象出一副副既屬於情節屬於人物的，又可以任由讀者的想像自由馳騁，去進行審美加工補綴的場景畫面。環境與與題旨到此有機融匯，成為故事發生和發展的處所，更成為人物心理、思想、感情的烘托與渲染。

    比如上官吟春的娘家與藻溪之間的二十裡地，到底是一條什麼樣的路，書裡沒有描述。只知道有一座廟，讓吟春在日本飛機轟鳴的餘響裡驚慌失措地躲了進去。這座廟有多大，也沒有描述，只知道足以容納一具棺材，和那一個，以及那幾個日本兵。後來發生的事情之所以能夠那樣發生，這條路本來的荒涼不難推想，被日本兵蹚過之後益發沒了人跡，更不難推想。這座廟的結構和樣式是模糊的，而其存在卻很真實，真實到成為“上官吟春”一步步變成“勤奮嫂”的轉捩點；環繞著這座廟內外的幽暗、驚惶、痛楚，以及被命運催逼的不由自主也是真實的，不僅真實，而且強韌，以至於一路貫穿了陶家老屋、老虎灶，始終彌漫于孫小桃和宋武生的人生道路上。

    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解碼張翎的文字資訊，再重新編排、組合所形成的這座廟以及故事中其他的場景，或許不一定是張翎構思所本的原型。但這一點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無論是張翎的原型，還是讀者的再建構，這些毫無疑問是屬於故事人物與情節的，這就足夠了。

其次，在整個故事鋪演的過程當中，那些進進出出的人物也不是一下子就可以隨手揮去。上官吟春人如其名，只存在於她自己青澀的懵懂的歲月裡。當這段歲月隨呂氏、大先生逝去，她就成為勤奮嫂，和月桂嫂、谷醫生、仇阿寶們一起，拉扯出孫小桃的青春。黃文燦和宋志成切入畫面，又和他們一起，鋪墊出宋武生的悲歡離合。故事不同階段的這三個女主角之間不僅有血緣的承繼關係，生命的軌跡裡也有些宿命的共同特性。

    她們都是芸芸眾生裡小小的一分子，在自己的角落裡苦心經營自己的日子。她們對於生活的要求都並不多，無非是溫飽之外再加上一點小小的個人情感的安穩。可她們總是被迫走出自己生命的原點，總是無法安穩。因為上官吟春背後有抗戰，勤奮嫂背後有“文革”、“四清”，孫小桃走進了改革開放，宋武生又一頭撞上了留學潮。百年歷史的進程，社會的變遷，掀起的一切風霜雨雪都直接加諸於她們身上，所有偶發性事件的背後其實是個性的主觀選擇與環境的客觀指向相互作用、相互交織所產生的必然結果。命運起伏得毫無商量的餘地。於是她們想好好去愛的那個人，總是被推到她們無法觸及的距離；那個想好好愛她們一次的人，又總是無可奈何地難以抵達她們情感的中心地帶。

    結果她們能收穫的只有痛，痛到撕心裂肺之後，也還是只有痛。她們在屢次疼痛的歷練裡成長，在疼痛過程中收穫情感付出之後的結果：孩子。孩子是這些疼痛的體驗當中唯一的光亮，僅存的希望，生命以此得到延續的力量和理由。通過孩子，她們完成了對自己的青春與愛情的總結；通過孩子，她們成就並豐滿了自己堅忍的母性；通過孩子，她們折射出意涵更開闊，角度更多元的，屬於女性的生命圖景，即她們各自代表著的那一代人的理想與幻滅，追求與挫敗、堅守與迷失。

其三是小說的篇章結構和敘述語言。由人物對白和富於畫面感的場景組成的分鏡頭，以多種蒙太奇的過渡連接方式剪接穿插，中間省略許多交代與過渡。張翎的故事文本中心理描寫不多，議論評價和說明性的段落也不多。但她非常擅長于利用比喻和借代，點到為止，將文字能夠產生的引申意義和造型功能發揮到了簡潔尖銳的地步，達到言不盡意而意在言外的效果，十分生動形象。小說的語言不僅藉此可讀，更具有了可視性，也為讀者的補綴和再創造保留了充足的空間和餘地。

(江嵐，加拿大女作家，古典文學博士，現為美國威廉-柏特森大學“關鍵語言中心”主任。)

「文壇憶往」我的豬娃不尿炕

朱虹

            一九七零年 七月，我放下剛剛九個月的兒子，辭別上小學的女兒，拆了那1十二平米的家，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大隊人馬，來到河南息縣，開始了五七幹校的戰鬥生活，而且不是「一陣子」，是「一輩子」。我們外國文學所分到東岳公社。住定後我被分配養豬。我們所行政科的張承亮同志把我領到豬圈跟前，打開柵欄，十來頭豬一哄地往外跑。老張叫我識別好豬的屎和病豬的屎。屎是容易分別的，問題是怎麼把這屎跟拉了這屎的豬對上號。

         老張揮動著鞭子，跟在豬的后面，喊著「羅羅羅」控制豬的亂跑。我也跟著喊「羅羅羅」可是豬根本不理我，照直往大田裡衝。老張糾正我的發音---發音不准，豬就不理你。多少年後我在美國的波士頓大學教書，有一年被邀請在該校的外國語言文學學院作畢業的祝詞，我就講了這個故事。同學們若有所悟，笑著說：「豬都這麼在乎發音准確，我們豈敢馬虎？」可是我無論怎麼吆喝，豬仍然亂跑，往公社的大田裡衝, 怎麼辦？我的老辦法－查書！

            我弄到一本解放軍養豬的小冊子，其中介紹了用吹哨子管理豬的竅門兒。恰逢女兒杏子放暑假跟我在一起，她一溜煙兒跑到集上去買了哨子（我們幹校學員外出得請假，還得三人同行）。有了哨子，我跟杏子就按解放軍的經驗趁開飯的時候在豬的耳邊吹哨子，使它對哨音引起美食的聯想。我們在訓練中嚴格遵守游戲規則，無食物決不吹哨子，以免發生「狼來啦」式的悲劇。可是意外還是發生啦。有一天，晚飯後，五七戰士們正準備回家（我們住老鄉家）軍宣隊頭頭吹哨子要大家集合聽他傳達文件。哨子一響，人還沒動，豬娃卻把軍宣隊頭頭給圍住啦。多年以後，我女兒在美國的威爾斯利大學讀書時，把這件往事寫成紀實散文發表在校刊上。

            我們豬班共三個人：張羽，李健吾老先生，還有我。張羽幹重活兒，拉排子車走幾十裡地，拉回幾百斤麩子喂豬。李健吾老先生打掃衛生，忙裡忙外，把豬圈弄得乾乾淨淨，豬不生病。我管豬食，學會了挑擔子，最多可以挑七十斤。麩子加我們食堂的泔水不夠吃。我有幾次鑽進食堂旁邊的席棚，拿過大南瓜，切成塊兒，煮了喂豬。豬們吃得美滋滋的。還是按照解放軍養豬的經驗，夏天我把五七戰士們扔的西瓜皮撿起來，洗淨，用酒曲炮制，釀成甘美的西瓜酒，我的豬娃喝足了就睡大覺。

            說起豬娃兒的睡眠，我要回溯到頭一年的年底。天冷了，有的豬娃身上長了瘡。原來，天冷了，他們懶得起夜，把炕上鋪的草都尿濕了，所以皮膚上長瘡。我請教了公社獸醫站的同志，學會了給豬打針。可是問題還得從根本上解決。我弄來一個大手電筒，一根竹竿，還有原來的哨子。每晚１２點，我悄悄地起床，披上外衣，拿上電筒，竹竿和哨子，就到豬圈去。用手電照他們的眼睛，用竹竿捅他們的屁股，吹哨子趕豬娃兒們起來撒尿。它們不情願的哼哼唧唧的下來撒了尿便跑回去接著睡。豬娃們很快發現，誰搶先撒了尿就可以回去搶到「熱炕頭」而動作慢的撒完了尿，只能爬在同伴的背上，任憑風吹雨打。

            豬的問題解決了，我這裡出了個小問題。我穿來的一雙舊雨鞋破了一個小洞，髒水，冷水滲進去，刺骨的寒氣一直滲到膝蓋。沒有辦法，只能忍著。我的秘密被一位同事發現，她驚呼，這還了得，會引起什麼什麼病，困擾終生……說著她拿出自己備份的一雙嶄新的雨鞋，逼著我穿上。她是邵殿生，《世界文學》編輯部高級編輯，我們見面打招呼，從沒有真正交談過。我的腦子裡立刻想到田納西·威廉斯的劇本《欲望街車》裡的名言「陌生人的好心相助。」我無法多想下去，但這件事我銘記在心，永不能忘。

            回過頭看看我們的豬娃，我們建立了秩序，每日的飲食起居都按步就班，倒是我們的大母豬有了情況。我牽著她一路小跑，到了配種站，交了一元的配種費，我就把母豬交給工作人員，自己找塊石頭坐下休息。周圍有一些閒人在那兒閒聊，不時用奇怪的眼光看我。我帶著母豬回家一問，才知道，原來配種站不是女人去的地方。我竟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我們伺候懷孕的母豬，計算著日子。好像是一個深秋的夜晚，母豬有動靜了。領導安排人輪流值班，連楊絳先生也被安排值班。我們的母豬一連產下六個像耗子大小的小崽子。我們小心翼翼的給它們打預防針，隔離喂養，但它們還是死了。產下六個小崽之後，母豬又產下十二隻很壯實的崽子，各個出了娘胎就趴在媽媽的肚子上叼住一個奶頭起勁地吃奶，從此各有各的奶頭。母豬有十四個奶頭，十二個被佔，還有兩個閑置著。這十二隻小豬裡只有一個小不點兒，動作慢，常被哥哥姐姐擠到一邊，夠不著自己的奶頭。我把它放到母豬那兩個多餘的奶頭上，那小東西硬是不要，非得要自己的那個原始的奶頭不行。

            我不由得想起莫言的小說《生死疲勞》中描寫的那個霸道的豬，它霸佔他媽媽的所有奶頭，非得一個一個地吃完才罷休。這可能嗎？除非他們高密的豬特別霸道，而我們息縣的豬特別死心眼兒。

            一九九三年九月，我在美國的波士頓，偶然碰到老友，哈佛-燕京學社的主任韓南教授。閒聊當中他提到他六十歲了。我一想，啊，「我也六十歲啦。」他問我，你六十歲啦，你有什麼感想？我不假思索，脫口而出：「現在要我下鄉，我可受不了！」

            可是當年下五七幹校，那些老先生不都是六十開外的人嗎？他們是什麼感受？他們是怎麼熬過來的？他們年老體弱多病，在家都有人照顧，突然被迫離家，到這個貧苦的農村，吃的是南瓜，住的是老鄉的土房子，後來又是幾十個人的營房。。他們有的人不得不把髒衣服打包裹寄回北京，有的人收到親人寄來的食品，不敢吃也不敢說，竟趁天黑偷偷把包裹埋了，夜裡又被野狗刨出來，成為一個事件被追查……現在說起來可笑，可是仔細想想，可悲。知識分子怎麼落到這步田地？

             我們是他們的學生，徒弟，怎麼會對導師的處境那麼麻木？怎麼一點也不體貼他們的心情？那時，我們的再教育包括看電影。放映隊一村一村的走，到我們這裡往往是後半夜。一聲號令我們就得起床，在身上臉上涂抹避蚊油，夾著板凳排隊走，去看朝鮮或阿爾巴尼亞電影。這種再教育，老年人怎麼受得了？果然，莊壽慈老先生坐下看電影就再也沒有起來。這位早期譯介美國文學的老學者就這樣悄悄地走了，甚至沒有給大家安排一個最後的告別。

            法國文學專家李健吾先生，以七十多歲的高齡還要天天掃豬圈。好像有一個名額，他便申請回京探親，照李先生跟我說，是允諾了。可是沒有兩天，領導改口，對李先生沒有解釋，「就是不讓你去！」李先生和衣躺在床上，望著屋頂，一言不發，一動不動。過了許久，我說：「李先生，您的褂子蹭了豬屎，脫下來，我給您洗洗罷，」「不洗。豬不髒，人髒。」

            不記得是個什麼節日，我們打牙祭，吃雞！「老先生」們被安排洗雞。他們在一塊空地上圍坐一圈，每人跟前都擺著幾隻殺好了並拔了毛的雞。我的導師卞之琳出語驚人：「雞，洗干淨的終極標准是---摳鼻子眼兒，挖耳朵眼兒」大家哈哈笑。

           他們圍坐在那裡，我看見各方面的專家：莎士比亞，羅曼羅蘭，海明威，俄羅斯詩歌，法蘭西戲劇……可是他們說的卻是給雞摳鼻子眼兒，挖耳朵眼兒的大事。

            一九七二年夏，我們這些五七 戰士奉命回單位。我們回到北京，沒有幾年，李健吾先生過世了。改革開放後，一位英國漢學家，找到外文所，說訪問李健吾先生，要寫他的傳記，可惜他晚了一步。

（朱虹，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一九九二年起任美國波士頓大學外國語言文学專業客座教授，現已退休。國際筆會北京中心會員。 朱虹長期關注東西方女性主義研究，是中國第一代女性文學批評家，也是把中國當代文學介紹給英語世界的女翻譯家。上世紀五十年代开始发表作品。 著譯豐富，譯著以中譯英為主。以英文撰寫的文學評論在英國、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學術刊物上發表。）

《親愛的生活》譯後

姚媛

            加拿大短篇小說家艾麗絲·門羅很少出現在公眾視野中，很少出現在簽售會上，也難得接受採訪，但是，她在近半個世紀的文學生涯中創作的十餘部作品卻使她躋身當代最偉大作家之列，為她贏得了無數讀者，捧回了眾多大獎，包括令人矚目的二0一三年諾貝爾文學獎。

            門羅是低調的。她稱自己“並不是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只是一個普通的家庭主婦。”文如其人，門羅的作品沒有跌宕起伏的情節、激動人心的高潮、華美鋪張的詞藻。讀她寫的故事，仿佛坐在廚房桌邊，聽一個家庭主婦用樸素的語言娓娓述說瑣細的生活。但是，我們被她的述說吸引，不由自主地走進故事裡，漸漸地發現，平凡的生活中涌動著暗流，平靜的表情下蘊藏著稪雜的情感，平實的語言體現了這位自稱“家庭主婦”的作家對人生的細致觀察和透徹洞悉。《親愛的生活(Dear Life)極好地詮釋了門羅的創作特色。      

         《親愛的生活》由九篇虛構的故事和四篇自傳性的回憶組成。故事(除第一篇《漂流到日本》)發生在門羅的故鄉，安大略省休倫湖邊的小鎮，鎮上的居民偶爾會去多倫多，但通常在短暫停留之後又回到小鎮。這樣的小鎮在門羅以往的作品中也時常出現，有人因此稱門羅為鄉土作家。但是，她並沒有在當地特有的風俗人情上花費筆墨﹔相反，她筆下的小鎮仿佛並不在陌生的地方，小鎮居民的生活不祇是他們的生活，也可能是我們的生活。他們都是普通人，沒有偉大的成就、驚人的壯舉、傳奇的經歷，而是在每天的柴米油鹽中幻想愛情和未來，在與疾病抗爭後無奈地接受衰老和死亡，在物質和心理的困境中掙扎、妥協或逃避。這些不正是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內容嗎？

           因此，門羅的故事並不囿於小鎮，甚至並不囿於加拿大，而是具有更加廣泛的普遍性。她絕非在絮叨她所熟悉的小鎮上的家長里短，而是通過編織故事清晰地表明了她對生活的看法：看似平凡單調的生活實則並不輕鬆簡單，「事物的複雜性，即蘊含在事物之中的事物，似乎無窮無盡。」

            生活的複雜性在於其不確定性。我們從不知道故事中人物的生活軌跡會向哪裡延伸。愛情、疾病和死亡突然降臨，改變了人物對生活的預想，如《離開馬弗里》中年輕的退伍士兵和他的已婚老師的故事﹔偶然的選擇也會給人物的生活帶來大影響，如《沙礫》中「媽媽」離家出走與女兒溺水身亡的聯系。

             這些故事中的事件往往發生得毫無徵兆，甚至莫名其妙，因為生活就是如此無常。門羅在敘事中對時間順序和情節的安排強調了這一看法。時間順序在門羅的故事中往往被打亂，情節常常發生突然的逆轉，有時故事的開頭顯得突兀，有時故事在敘述的中途戛然而止。《火車》有一個門羅式的典型開場。杰克遜突然跳車，將讀者猛地拽進正在進行的事件之中，卻不提供關於人物或事件背景的任何解釋，甚至暗示。接著，故事在不同的時間點之間穿梭跳躍，直到在出人意料之處突然結束。《漂流到日本》中的格麗塔意識到自己對丈夫的背叛是「一種罪惡」時，她曾經希望與之發生曖昧關系的男人已走到她身邊，這讓原本走向平淡的結尾很可能成為一段無法預知的故事的開始，讓人物和讀者都始料不及。

           門羅不僅善於描寫複雜的生活，更善於刻畫複雜的情感。《親愛的生活》的人物極少有愛憎分明的情感，也從不以任何激烈的方式表達情感。這也許是因為他們對自己的情感說不清，道不明﹔也許是因為他們內心深處的渴望不符合社會習俗的要求，因而被壓抑﹔也許是因為情感本身往往就是模糊朦朧，相互纏繞，難以確定。《火車》中的貝爾對父親的厭惡、同情、思念和愛是怎樣難分難解？《亞孟森》中的薇薇安對醫生的感情是愛，抑或僅僅是性的吸引？《離開馬弗里》中的雷多年來對病重的妻子不離不棄，可在故事結束時，他努力記起的為什麼是另一個女人的名字？

            門羅對生活的看法在《親愛的生活》最後四篇回憶中也得到了體現。門羅的作品中常常出現家人，特別是父母的模糊身影。她與母親並不融洽的關係和她與兩任丈夫的相處是很多讀者和評論家好奇和研究的話題。但是，如果我們指望在這四篇回憶中找到傳統自傳提供的信息，那就祇能失望了。這四篇作品雖然「並不完全是虛構的故事，」但也「並不完全是對真實事件的敘述。」至於其中哪些是虛構的故事，哪些是真實的事件，我們並不知道。事實上，這四篇作品將真實、虛構和感受糅合在一起，是對傳統自傳的挑戰和顛覆。

自傳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回憶，而回憶是不可靠的。首先，隨著時間的流逝，回憶會變得模糊。在《親愛的生活》最後的四篇回憶裡，場景有時是碎片式的，時間有時是跳躍式的，最後一篇尤其如此，表現了回憶的特質。其次，回憶也是一種敘事，不可避免地會經過敘述者的選擇和闡釋。客觀事件會受到主觀感受的影響，有些細節可能被忽略了，有些細節可能被扭曲了。因此，這四篇回憶具有「自傳的性質」，但僅僅是「就情感而言」。換句話說，我們從中看到的不是門羅對過去事件的複述，而是她對自己的生活，也是對生活本身的看法和感受。生活充滿了變化，「有時走錯了方向，有時遇到挫敗，有時令人滿足。」這就是她的生活，就像人物的生活一樣，也像我們的生活一樣。

無論生活多麼變化無常，複雜難解，門羅總是可以用不動聲色的語調和簡單樸素的語言流暢地描寫。她的語言質樸無華，但日常化的用詞有著准確豐富的含義，可以從不同的角度理解，可以指向眾多的言外之意。她的語調平靜從容，與深刻豐富的內容形成對比，讓讀者獲得對故事更強烈的體會。

門羅常常被人與其他偉大作家相比：她筆下的小鎮與福克納筆下的約克納帕塔法縣相似，她筆下的女人與厄普代克筆下的男人相像，她被稱做「我們的契訶夫」。其實，任何比較都無法盡現門羅的特色。門羅就是門羅。她獨一無二。

（姚媛，文學博士，從事加拿大文學的翻譯與研究，著有《身份與第三空間：邁克爾·昂達奇作品主題研究》，譯有《世代相傳》、《身著獅皮》、《少年Pi的幻漂流》、《親愛的生活》等。）

主編:瘂弦

本期執行編輯:文野長弓

刊頭題字:洛夫 

不一樣的景深

                  ——廈門的記錄與隨想

方向真

一

"多元與跨界"——2014年初冬在廈門大學召開的“海外華文女作家协会"第十三屆雙年會議的議題,觸動著每一個与會作家的心緒,遷徙經歷的切身感受，是創業的艱辛及文化碰撞的切膚之痛。對於用母語寫作的她們,對於任何一個不甘停步不斷更新人生座標的人來講,都可能會親臨多元與跨界的迷茫、挑戰。社會與命運的無常,也會將人拋入艱難的境地,迫使人做出生命的衝刺與跨越。因而“多元與跨界”又是很有涵蓋力和普遍意義的議題。

人們更多地關注跨界的過程與結果,那跨出之前的抉擇呢?抉擇之前的輾轉呢? 如果是自我的選擇而非偶然的際遇,顯然是要經歷一番內心的糾結與撕扯了。如果將跨界視作一場靈魂的的交響,那麼之前的,必定有其各不相同的痛苦引子。

    跨界,激發人迸發極大的能量,若生命能像鮮花徹底綻放,能飛蛾般沖向光焰,也不枉人世一場。哪怕最終必然歸於寂滅,失於風中,消失於光的深處。

 二

    臺灣詩人席慕蓉會上的發言令我動容。在詩的意境裡,她永遠是少女般的清純和歡樂,即便失落與痛苦,也是哀而不傷的淡淡的一抹愁緒。一如她的《鄉愁》——

    故鄉的歌是一支清遠的笛/總在有月亮的晚上響起/故鄉的面貌 /卻是一種模糊的悵望/仿佛霧裡的揮手別離

    離別後/鄉愁是一棵沒有年輪的樹永不老去

     可這一次,面對面地聆聽,才發覺她內心那一直痛著的結。

     席慕蓉的故鄉是內蒙古。她說:「父親死後,我每次讀瘂弦的《紅玉米》, 就感慨南方出生的我沒有見過家鄉的紅玉米。父親在世的時候,我怎麼就不問問父親家鄉的玉米是什麼樣子,不問問父親怎樣在南方活下來。父親去世後,我開始了訪鄉的路。訪鄉的九年,我的收穫最豐。」那曾經隔著幾十年時光眺望的遙遠的故鄉,是怎樣的牽念怎樣的痛? 九年裡不斷訪鄉,她的愛依然痛徹如初,至今講起家鄉她還止不住淚流語塞，牽痛著她的夢。她的文字與話語的「景深」,彌散著祖先來路的煙塵。尋根的渴望延伸了她詩文世界的景深。

    來自美國的朱立立,筆名荊棘說: 「荊棘就是滾動草,風吹就在沙漠裡滾,越滾越大——流浪的腳步停不住的象徵。我好羡慕席慕蓉,去蒙古,回到他父親的家鄉。原鄉對我來說,只是一個抽象的渴念。我在臺灣長大,臺北沒有親戚,沒有父母。去植物園看到很多的植物,才好像找到了故鄉的影子。我到美國,我與先生一磚一石蓋起我們的家——沙堡。幾年後,我們又要搬家了。我們到過世界好多地方,接受當地的語言、文化,不斷地取得不斷地放棄。」荊棘看世界的方式是另一種景深——向前方延展、不斷延展的那種。

王海倫決定從北京去加拿大,是在1987年最後的那個夏天。她那一代的青年精英,多懷著一腔政治熱情,關注著國家的前途，心中一直揣著那個理想的夢。她在另一種文化裡生存,用她的母語寫作,同時痛苦地一遍一遍地清理自己的理念,比如文革觀念的烙印及其沉孳。她的文字裡有夢想的「景深」。

前任的该協會秘書長劉慧琴的人生經歷濃縮著歷史的沉重。1950年，她為了建設新中國的夢想而放棄和母親及兄弟姐妹在海外的團聚，留在祖國。但她對祖國的深情和眷戀沒有被接受， 却歷盡艱辛與屈辱。1980年，為了自己和兒女做人的尊嚴，她不得不離開心愛的祖國來加拿大。那年四十五歲的她從頭開始，至今兒女們皆為棟樑之才。如此一路坎坷，通常的「景深」怎能托起她曾經帶血的目光？

   海外華文寫作的她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自己視野裡獨特的「景深」。無論哪一種向度,遷徙使得渴求的目光有了更為深遠的空間。這目光能穿越俗世的塵障,看向人类的來路,看向自己的內心;能將許多昔日的理念變成真切的、揮之不去的體驗;能讓筆下的文字立起來,充盈血肉的真實和豐滿。

三

     因余光中、席慕蓉的到會,廈門大學掀起了詩的浪潮。

     青春總是伴著詩情,無論社會發生怎樣的變化,無論物質的誘惑多麼媚（魅？）人,只要青春、愛、夢想存在,就有追光追美的渴望與表達,就會有詩的存響。詩歌,作為人類最初的文學表達,該會與人類共生共存,至死不滅吧。

     會上余中朗誦他的《民歌》,全場隨之呼應每一節的後二句——

傳說北方有一首民歌 /只有黃河的肺活量能歌唱/ 從青海到黃海/ 風也聽見/沙也聽見

如果黃河凍成了冰河/還有長江最最母性的鼻音/ 從高原到平原/ 魚也聽見 /龍也聽見

如果長江凍成了冰河/還有我，還有我的紅海在呼嘯/ 從早潮到晚潮/ 醒也聽見/ 夢也聽見

有一天我的血也結冰/ 還有你的血他的血在合唱/ 從A型到O型/ 哭也聽見/ 笑也聽見

黃河、長江——中華民族的發源、生存的意象,喚起身上奔湧著熱血的炎黃子孫的情感共鳴。余光中、席慕蓉(更有臺灣瘂弦)的詩為什麼贏得這麼多人的喜愛? 他們的情感是真摯的,表達是簡潔、流暢、舉重若輕的。簡約之美是藝術的永恆之美。

四

    會議節日般的時光裡,每一時刻都有啟迪的話語或溫暖的招呼感動著我。可是,我的心中却時不時地湧起悲傷的潛流。奇特丹霞地貌的泰寧山谷間的漂流,以及大金湖上紅色山岩襯托的波光瀲影的航行,都未能抵消這股悲傷的潛流。

    來廈門前,我特意又熟悉了一番《教我如何不想他》的歌詞。我要把這首歌唱給美國的王仙大姐聽。2012年在武汉召开第十二屆雙年會議結束時,我陪她尋找中學的老同學——她的初戀。回到下榻的東湖賓館,她聊起了當年陳香梅帶她到美國,在白宮她唱了這首《教我如何不想他》。甜美動聽的歌引得雷根總統興奮地拍著桌子說: 「你別走了,在白宮呆上一星期吧!」我懇請她將這首歌唱給我聽，她的嗓音太動聽了,那麼甜美那麼有韻味。從此我開始唱柔婉的歌，很少再唱高亢強亮的歌了。

    孰料到她却在兩年後的2014年8月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一代一代的人，來了，去了；再來，再去。誰都知道生命就是這樣交替往復的過程。可是，我們還是禁不住為逝去的人傷怀。

 五

想來，文學寫作的人是幸運的，他（她）們的思索、情感，及与生命相關的一切，都用文字保存下來，後來的人們也許會與它相遇，撩起某個念想，發出一個會意的微笑，或是引發一場默想。

文字間的交流，帶來深切的共鳴。文字表達的懷念也自然是最深切最持久的紀念。文字不只是寫在紙上，它也寫在風裡水裡寫在人們的呼吸裡。凝聚著情感的文字有著深入心髓的力量，有著跨越的、穿越時空的力量。

    我喜愛的美國學者、作家，被譽為知識份子良知的蘇珊·桑塔格說: 「接觸文學，接觸世界文學，不啻是逃出民族虛榮心的監獄、市儈的監獄、強迫性的地方主義的監獄、愚蠢的學校教育的監獄、不完美的命運和壞運氣的監獄。文學是進入一種更廣大的生活的護照，也即進入自由地帶的護照。」

   在閱讀與寫作中,我們能到達任何地方。伴隨著這廣闊自由的,是閱讀的渴望、寫作的渴望——與生命如影相隨的渴望。

文學創作的求新變異,挑戰著作家的極限——思維的、想像的、語言的極限。因此,寫作是緊張的自由,突圍般的自由。作家要不斷衝破認識的局限,經驗的局限,自我慣性的局限,以獲得新的空間和景深。

 (方向真, 文藝評論家，國家二級心理諮詢師。現居上海。代表作：文學評論集《她們的自由歷險》（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年5月版）。

矽谷居

安琪

   雄心勃勃的立軒又跳槽了！

   這次轉換新工作，從美國東部一下子跳到了強者如林的矽谷，坐上了著名IT公司總監的位置。大家怎能不為他高興呢？只是老同學馬琳抱怨：“每次找他，不是又投身到一個新項目，忙得不可開交，就是世界各地滿處飛。”

   立軒屬雞，聰明過人。就像只頭頂大紅雞冠，身披一身華麗羽毛，站在高處傲視眾生，迎著初升的朝陽“喔喔喔……”高聲鳴啼的大公雞，催著人們“該起床，該開始勞作了！”

   自從立軒搬到加州，那些年，他寄賀卡的信封上不斷出現新位址。“莫非又換新房了？”馬琳總是這麼想。矽谷近年高科技迅猛發展，孕育了多少百萬富翁？

   耐不住心中的好奇，她特地打電話給立軒：“恭喜呀，又換新房了？”

   “什麼新房？換地址不等於換新房。” 立軒沒好氣地說。

   馬琳早已習慣了立軒這種直接了當的對答方式，可還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換舊房？不可能吧？”

   “房東賣房，把我們趕出來了！你說能不換嗎？”立軒冷笑著回答，讓馬琳大吃一驚！

   “你……沒有買房子嗎？”

   “買房子？在矽谷買得起嗎？”

   身為公司總監的立軒居然買不起房子，要不是親口聽他說，打死馬琳也不敢相信！

   立軒80年代出國留學，90年代披上博士袍，即刻進入世界500強大公司，工作沒多久夫婦倆就在美國東部買了房子。記得那年立軒回國和老同學們聚會，曾得意洋洋地告訴過大家，“每兩周為寬闊的草坪割草，雖然很累，但也是自己百忙中得以放鬆和鍛煉的好機會……”

   馬琳心裡卻一直掛記著立軒兩口子。當她逮到一個機會可以去三藩市灣區出差，就想順便去看望他們。立軒發來地址：“加州，聖塔克拉拉……”，那裡也是蘋果，惠普，思科等世界級大公司所在地。

   當GPS左拐右拐越來越接近一排排老舊的公寓和連排別墅……馬琳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生怕把位址輸入錯了。

   “叮咚！”門鈴聲響，站在門口的果真是立軒和他的夫人紫梅。

     馬琳被熱情地迎進屋，端上來的是新泡的龍井和從農貿市場買來的熱帶水果。馬琳捧著熱茶，四下打量這個不到20平米的客廳。半新不舊的桌子，椅子，沙發……還有一架“Steinway”百年老鋼琴。記得立軒曾經說過，那是從紐約一個老公寓裡淘來的寶貝！

    望著擠得滿滿當當的客廳，馬琳不由浮起一絲複雜的情緒。說真的，出國那麼多年，當年一起出國的老同學遍及美國和加拿大，從來沒見過誰的客廳這麼“寒酸”。心裡禁不住為好友感到難過。說真的，憑他們夫妻的能力，別說區區一個獨立屋，就是到矽谷最高的山頂上，買一個寬敞明亮，飽覽整個灣區風光的大豪宅都不過份！

   出國已久，西方文化早已滲入日常生活之中，特別是立軒夫婦，是名副其實的“假洋鬼子”，英文滿嘴不說，還特別注意保護自己那點隱私。馬琳當然也緘口不言。在大家舉杯共賀，談天說地的當兒，細心的她還是能覺察出他們夫婦間有一種不和拍，那是隱藏在歡聚情緒背後的一種憂慮。

   “矽谷真是個文化沙漠，房子還那麼貴！我真想回到美國東部去！” 出生在大都市的紫梅突然冒出這麼一句。

   馬琳大吃一驚，“回東部？那不叫折騰嗎？從東到西，再從西到東？立軒怎麼辦？再換工作嗎？”說完後便意識到這是人家夫妻倆的事，自己何必多管閒事？

   "這裡的房價不停地漲，從我們搬到這矽谷就開始看房，找了整整8年！真是心動不如行動，行動不如房價節節高啊！" 紫梅有些憤然。

   緘默不語的立軒開口了，“可不是嗎，不管願意不願意，每週紫梅都要拉著我去看房，看得我都煩透了！”他的情緒有些失控，“沒聽說嗎？一間聖塔克拉拉小破公寓要價百八十萬，這真是用黃金買鹹菜，叫人實在下不了手！”

   因為下不了手，這八年來，眼瞅著房價一路飆升，直到現在他們還是“望房興歎”！

   紫梅不顧立軒的面子，在老同學面前，竟然指著丈夫的鼻子，“我就是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家，可他總說，再看看！再看看！這下好了，再怎麼看也買不成了！”

   原本老友聚會是件高興事，卻被房子攪得大家心煩意亂。出乎意料的是，沒過多久，立軒發來一個電郵，這回真的是買到房子換新地址了，還讓大家有空去他家玩。喜訊傳來，馬琳心上的這塊石頭落了地。

   誰知天有不測風雲，由華爾街引發的一場金融次貸風暴緊接著開始了，演化成為全球信貸緊縮，波及世界各個角落。一時間，美國房市泡沫破滅，昔日令人咂舌的房子好像路邊擱置的鹹菜，無人問津。

   “糟了！立軒不是才買房嗎？”當馬琳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時，那塊落地的石頭又開始蹦達……

   立軒接電話的語氣全然不象往日那只好鬥的公雞，他無可奈何地說：“我們的房子已經在水裡了。”

   “才買的房子怎麼進水了？” 馬琳聯想到的是這句俗語“屋漏偏逢連夜雨”，心想立軒怎麼這樣倒楣？

   “不是房子進水了，而是under water。這個名詞你都沒有聽說過嗎？”     “‘under water’ 不是比進水還厲害嗎？”馬琳想。

   立軒解釋，“這就是說現在的房價低於當初向銀行抵押貸款的價，這也叫資不抵債。懂嗎？！”

    因為金融風暴，馬琳為之工作了十年的公司倒閉了，她的丈夫也因公司重組被撤回了矽谷。那時正值美國的房地產泡沫破滅，經濟危機中，許多人下崗，不得已賣掉住房，甚至宣告破產以逃避銀行信貸部的追討。房市大幅度跌陷，真是來得早不如來得巧。

    馬琳夫婦也成了矽谷成群結隊看房隊伍中的一員。 紫梅自告奮勇要帶老朋友去走訪幾個開放屋（open house），立軒說：“讓紫梅帶你們去吧，她早已成了專家。”

紫梅輕聲對馬琳說：“你知道嗎？為了這買房，我們借了一屁股債，還差點和立軒鬧離婚！”

馬琳啞然……

（安琪本名李安，曾任職於上海社會科學院。九十年代初留學加拿大，長期從事IT管理系統軟體研發，同時發表小說、散文等文學作品，多篇作品被收入各種文集。）

阿濃林婷婷作品入選

「紐帶·海外華文兒童文學典藏」出版

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最近推出（十本）一套的“紐帶·海外華文兒童文學典藏”書系。加拿大作家阿濃的《阿濃說故事》和林婷婷的《楓葉絮語》榜上有名。

這套歷經三年的“海外華文兒童文學典藏”書系遴選地域範圍，是除了中國大陸、台灣和港澳以外，從事華文兒童文學創作的作家的作品。經反復遴選、比較、斟酌，最後確定了十位作家的入選。他們分別是美國的木子和孫晴峰，加拿大的阿濃和林婷婷，澳大利亞的夏祖麗，德國的程瑋，瑞典的王曄，瑞士的江音，以及馬來西亞的年紅和愛薇。

中國著名的兒童文學理論家、教授、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編審孫建江在其總序中指出：“用華文寫作，用華文思考，用華文感知這個世界，用華文品味童年的無邊魅力，是作家維繫中華族裔根基的紐帶。”這套海外華文兒童文學典藏書系必將“更加全面地呈現世界華文兒童文學的地域版圖、個性特徵和整體風貌，同時也更準確、更完美地展示世界華文兒童文學的豐富內涵和獨特魅力”。

主編：瘂弦

本期執行編輯：林婷婷

刊頭題字：洛夫

記憶的餘味

吉羽

近年來，她發覺自己的記憶像眼球裡長了白內障一樣，變得日益渾濁不清。想想都已六十出頭了，可不也到了記性開始退化的年歲？但過去的事記不清倒有個好處，她安慰自己，至少年輕時罹患血癌，骨髓移植後又經過一連串排斥反應和後遺症，前後十多年間所受的身心苦痛與煎熬似乎也隨著時間淡化，並沒在記憶深處留下傷痕。反倒是在那歷程中偶然遭遇的一些人和事，不知怎地卻如幽靈般不時浮現腦際，清晰得彷彿就在眼前。

譬如，患病初期她在亞伯達省卡加利的市中心見到的那位老人。

那是個寒冽的三月天，她如往常一樣一早搭公車到市中心轉車去學校上課。天寒地凍在戶外等車總是難熬，她一面來回踱步，一面眺望著街角。人行道上的積雪已鏟清，人來人往各自朝工作地點疾步走去。一位老者的身影驀然吸引住她的視線──瘦小的身軀披著一件厚呢大衣，頭戴氈帽，右手提著一個公事包，看來是去寫字樓上班的模樣。但他行進的步伐卻格外引人注目──左手拄著一根拐杖，每踏出一步，要等另一隻腳並攏站穩後才踏出下一步。望著他挺直肩背、全神貫注地朝她的方向走來，彷彿在演一齣慢動作的荒謬劇，她不禁暗暗發笑。

看他的年歲約莫七十上下，穿著齊整，質料也不錯，很可能是某家公司的大老闆。但他爲何要在這大冷天拖著腳步上寫字樓呢？以那龜行的速度，只怕走到辦公室已去了大半個早晨。下班後呢？難道還要這樣一步慢似一步地拄杖回家嗎？她滿心好奇地盯著他看，但沒等他走近，公車已進站擋住了她的視線。上車後她坐定了朝窗外張望，卻沒見到他的身影。

起初她以爲是自己的幻覺。那時她正服用高量的抗癌藥，頭腦常是昏沉沉的。每日轉搭公車去離家很遠的學院讀室內設計，其實有點逞強的心態：不甘心這麽年輕就被宣告了死期，一心想藉學習新知證明自己的存在。但有時她還是不免自問：如此努力活著又有什麽意義？尤其是在冬日等車的時刻，穿著臃腫的冬裝縮肩站在街頭，望著人潮車流匆匆而過，只覺自己像個充胖子的傻瓜，貪戀著毫無未來可言的人生。有幾回，她真想放棄無望的掙扎，躲在溫暖的被窩裡就此長眠不起。

但那位老人看來卻比她更傻，行動如此不便，卻以一副將軍般的威儀在寒天裡昂首拄杖行進。後來她又在同一地點同一時段見到他後，不覺在等車時盼望著他出現。雖然不知道他是否真是個在市區上班的大老闆，那筆直的身影和莊嚴的神態卻似乎有種神奇的感染力，使她不由得也挺直了肩背，決計像他一樣走一步算一步，不顧慮何時會倒下。

另一個常浮現在她腦際的則是位年輕人。

兩年的室內設計課讀完後半年，她的病情進入了末期。幸好在此之前她的丈夫從醫學雜誌中讀到美國某癌症中心研發出實驗性的骨髓移植療法，著手安排了血型配對測試，找到適合捐髓的二姐，為她爭取到一線生機。但由於移植前的殲滅療程摧毀了她自身的造血組織，剛輸入的幹細胞猶在成長期，無法發揮免疫功能，醫生在她出院前再三叮囑，回家後至少六個月內避免出入公共場所或與外人接觸，也要隨時戴口罩以免受病菌感染。

她的頭髮這時早已脫落。口腔腸胃因受放射線傷害，整日上吐下瀉難以進食。移植後的排斥反應也開始出現，膽囊堵塞以致膚色黑黃。服用類固醇抑制過度反應，卻又産生臉面圓腫、精神亢奮等副作用。在這體弱不堪、面目全非的狀況下，她其實也沒什麽精力和心情出門。

但在家禁閉兩個多月後，她感覺自己彷彿已成了廢人，混身無力不說，腦子也如生鏽般遲鈍。她的情緒不由得陷入低潮，懷疑自己是否還能像正常人一樣生活工作。出於自救的本能，她打電話給先前工作過的一家設計公司，要求不計酬勞高低代繪透視圖，又強迫自己在清晨或夜晚人少時和丈夫在住所附近散步運動。

這樣略微調整作息後，她的心情和體力逐漸改善，也意識到沒有必要戰戰兢兢地離群索居。這天早晨起床後，她決定趁商店開門前到離家不遠的一家購物中心內的銀行去提錢。她戴著帽子口罩，全身包得緊緊地出門。購物中心外只停了幾輛車，銀行的鐵門也剛拉開。她快步走到櫃檯前才想到臉上戴著口罩，於是故作輕鬆地揭開一半對女行員說：「我是來提款，不是來打劫的。」那位中年女士也善解人意地笑著回應。

出了銀行後，她沿著寬闊的長廊朝出口走去。室內開著暖氣有點熱，她見周遭無人便把絨帽和口罩摘了下來。她的頭上剛長出半吋新髮，烏黑發亮有點卷曲，但由於怕冷又不想引人注目，總習慣戴著帽子。頭上臉上少了層遮蓋頓時有種自由的感覺，她正想把握這短暫的片刻享受一下，身後卻忽然傳來腳步和呼喚聲：「Excuse me, excuse me…」她吃了一驚，立刻想到自己或許把什麽東西遺落在銀行裡。但回頭一看，卻是個十七、八歲 「綠」髮衝冠的大男孩。他略顯羞澀地問道：「Excuse me. Can you tell me where you got your haircut？」這無厘頭的問話把她給楞住了。年輕人指指她緊貼頭皮的短髮再問：「Where did you get your haircut?」

她這才看清楚少年梳著時下流行的龐克頭，後腦勺的毛髮全都剃光，只留下幾簇錐形綠髮聳立在頭頂。莫非這個追求時髦的年輕人竟對自己這頭醜得不敢示人的短髮感興趣？「你的頭髮是在哪裡剪的？」好奇的眼神中沒有嘲弄的意味，反倒認真專注得像發現了什麽寶物。她哭笑不得地嘆了口氣，忽然意識到自己沒戴口罩，於是顧不得多說，只含糊應道：「It’s going to cost you…」便戴上口罩和絨帽轉身離去。

回家後，她在鏡前左右端詳自己的短髮，這看來分明是癌症患者的表徵竟被那涉世不深的少年當成了奇葩。他大概以爲她匆匆離去只是不願和他搭訕，也不明白她話中所謂的 「cost（付出代價）」。其實她當時想說的是：「希望你永遠沒必要留我這種髮型，因爲得付出相當大的代價，不僅僅是金錢，還有自己的健康、親人的焦慮，以及醫護人員多年的努力與奉獻。」但她知道沒有親身經歷過是很難體會的，何況在他那樣的年歲。

不過，回想當時，她在莞爾之際也不禁讚嘆造化的神奇。在她生命最低迷的時候，因一個少年的天真之舉而把她心目中的「醜」變成了令人艷羨的「酷」，帶給她一個意外的驚喜，也在她記憶中留下香甜的餘味。

回眸與展望

林楠

──迎接新移民文學第二次春潮的到來        

 一

回望三十年新移民文學走過的歷程，雖坎坷艱難，但始終充滿希望。

    進入二零一四年秋冬，包括南昌會議在內，接連有幾個大型的華文文學會議在中國召開。分別是：在廈門召開的海外女作家第十三屆雙年會；在南京大學召開的二十一世紀世界華文文學高峰會議；最後一個，廣州首屆世界華文文學大會，規橫大、規格高，有四百多名海外作家及中國國內眾多著名作家、理論家和專家參加。

    在短短的時間內，連續四個關於海外華文文學的大會召開，這顯然是新移民文學產生的巨大社會影響所帶來的令人欣喜的宏大景觀。四個大會可說是對新移民文學的一次「集束式」輝煌展示。

近些年，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移民文學作品走進當代社會精神生活領域，並產生深遠影響。由嚴歌苓、張翎、虹影、劉荒田、陳河、陳謙、曾曉文、陳瑞琳、蘇煒、王瑞芸、施雨、少君、王性初、融融、張惠雯……等為代表的一大批為讀者熟悉和喜愛的新移民作家閃亮登場。面對這些成就，我們有理由自豪地說，新移民文學，已經以嶄新的文化姿容，登上世界華文文學舞合。

    從南昌到廣州，四個會議連續召開的事實，充分反映了全社會的重視程度和關注程度，這一現象說明，新移民文學又一次充滿生機的、萬紫千紅的春潮已經到來。同時也充分印證，新移民文學與中華主流文學概念體系最具現實意義的整體關聯已經形成。今天，移民文學己經成為中華主流文學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
    春天並不是鮮花獨有的，雜草也在叢生。海外華文文學事業飛速崛起的同時，毋庸諱言，也帶出一連串不可忽視的問題。今天看來，這項事業發展的本身，呼喚一次認真的梳理。猶如北美著名文學評論家陳瑞琳發出這樣的感慨：『有關「新移民文學」、「海外華文文學」乃至「世界華文文學」的學科涵義極需做理論上的大梳理！』
    時下不少場合在不同程度上、有意或無意中混淆了移民文學(包括新、老移民)、海外華文文學、華文文學、世界華文文學……等的學科概念和文化命題。導致理論認知上的模棱兩可和實踐操作上的偏移。特別是在中國，有些人常常把眾多人運用華文創作，眾多人閱讀華文作品的現象，籠統當作「華文文學」繁榮景象，並稱之為「華文文學」的優勢。這在一定程度上，不僅遊移了「海外華文文學」的真正學術涵義，而且在客觀上還為中國大陸作家紛紛擠進「海外華文文學」作家隊伍提供了理論依據。

在對應英語言文學和其它語種文學而言，把講漢語，寫華文作品和華文讀者統稱華人，本無可厚非。但這只適應於這種特定情況。不分疆界、無邊擴展地應用這個概念，顯然是不够恰當的。持續下去，“中山杯”的文化意義將不復存在。

    『華僑』和『華人』 有特指概念。華僑是指持中國護照和“綠卡”，居住在他囯的中國人；華人是指已經入了外國國籍的中國人。從廣東僑鄉中山縣設立華僑、華人文學獎的初衷來看，中國大陸作家作為“華人”作家出場，似乎有些牽強。

    有一種説法：在境外寫中國，不能算是移民文學或海外華文文學；同樣的道理，在中國境內寫海外故事，也不能看做是海外華文文學。移民文學/海外華文文學，有它獨特的、不同於中國本土文學的美學神釆——那種無處不在的鮮活的人物和場景，它的氣場，它的心跳，它那種內涵獨特的奔突流湍的血脈。

    有讀者指，嚴歌苓的《陸犯焉識》和張翎的《唐山大地震》算海外華文文學嗎？這個問題提得非常好。嚴歌苓與張翎作為海外華文作家的傑出代表。寫了不少膾炙人口、極具海外華文文學精神特質的不朽作品。嚴歌苓的《陸犯焉識》和張翎的《唐山大地震》絕對不能等同於單純的在「境外寫中國」。這兩部作品是作家在東、西方交融的文化目光下，在東、西方交融的觀念語境中書寫的中國故事。是兩部難得的具有「人類學」意義的作品。是文學性和文化性相互滲透相互影響、並撞擊出人性火花的經典文學敘事。

    這裡，有一個重要啟示：是不是「移民文學」，是不是「海外華文文學」，取決於作家所持的觀念價值態度和作家有沒有明確的跨境域的文化身份定位。本質並不在於「中國故事」、「移民故事」在哪寫。只看寫出沒寫出「那種無處不在的鮮活的人物和場景，它的氣場，它的心跳，它那種內涵獨特的奔突流湍的血脈。」

三
  關於加強移民文學/海外華文文學學科理論建設的呯聲，這些年不絕於耳。在南昌首屆新移民國際論壇與廣州首屆世界華文文學大會的專題論壇上，有不少作家、評論家又將這一話題提起，並引起很大共鳴。著名海外華文文學研究專家饒芃子、陳公仲多年來更是大聲疾呼。饒芃子教授還具體提出以「學科融通」的方法來完善海外華文文學理論建設。陳公仲教授對創作現象觀察得很深。他指出「新移民文學的發展雖然碩果累累，也仍有不少問題。從發展面來看，北美迅猛，歐澳遲緩；從題材來看，還是回顧故國故鄉的多，展望異國他鄉的少。還有個奇怪現象，這和國內情況一樣：歷史小說盡是帝王將相，現代小說都是社會底層人物。全景式地反映一個時代一個社會的史詩，如《戰爭與和平》、《九十三年》、《靜靜的頓河》仍未能出現。人性的深挖與拓展，還有待於時日，需加大力氣。」

  《左傳•宣公二年》有句至理名言：「知錯就改 善莫大焉」。審視當下，人們看到的是一派令人欣慰的現象，理論批評界正在思考，正在改進。哲學家胡塞爾也說過一句話：「發現了問題，就已經走上捷徑。」

    事實上，近幾年來，海外華文文學學科理論研究的學術空間已在一步步拓展，對移民文學問題的關注已成為学術研究的热門話題。甚至可以說，海外华文文字研究的基本学術格局已經形成。

我們有理由張開雙臂，去迎接新移民文學第二次春潮的到來 。 

(林楠，2000年移民加拿大，定居溫哥華)

互聯網

謝馨

蝶翼輕鼓 （註一）

遠方有雷聲隆隆

風起雲湧  倒海

移山….你是否也念及

更遠

更遠一枚小小的春蠶

如何閉關如何千思

萬慮織成緊密、繁複

遼夐的絲繭——一如由東

至西延伸大漠、海洋、

異域的絲路——你和他和我

不同國籍、膚色、偶然

（或必然）的交會

及糾纏….而很遠

很遠也是很近很近——

像後院栽植的絲瓜

貼身穿著的絲衫

繫在髮上的絲帶

啊！蠱惑迷離、神奇幽幻

你是否也覺知你就是

他、他就是我、我

就是蝴蝶、春蠶、絲繭、絲衫

絲瓜….就是互聯網開啟

大千世界的萬物萬象….

註一：援引科學『混沌理論』《蝴蝶效應》比喻

(謝馨，上海市人，現居菲律賓。自一九八0年至二0一0年出版譯著有：譯作《變——麗芙嗚嫚自傳》（英譯中）；散文集《謝馨散文集》；詩集《波斯貓》、《說給花聽》、《石林靜坐》、《禮物》；有聲出版讀物《新詩朗誦》。獲獎：詩作四度入選台灣年度詩選，詩作三度當選菲律賓文刊每月佳作，詩集《石林靜坐》獲2002年台灣僑聯海外詩作首獎。)

主編 : 瘂弦

本期執行編輯: 林楠

刋頭題字: 沈家莊

世界公民的天涯寫作

──序《歐洲暨紐澳華文女作家選集》

黃碧端

   『加拿大華人文學學會』顯然是個非常有凝聚力和行動力的文學組織。幾個月前，林婷婷女士為編就歐洲、澳洲和紐西蘭等地女作家作品集，商我為之作序，我才知道這個學會近年已經陸續出版了加拿大及東南亞等地區的文集。婷婷女士和共同編者劉慧琴女士的辛勞可以想見，而學會的指導者詩人瘂弦，想來也必以他的詩壇重鎮加編輯高手的功力，給予不少協助。

    我的青少年期，是台灣的「留學生文學」蔚為文類的時候。當時的台灣，民生仍相當困蹇，觀光更未開放，出國留學因而不僅是為深造知識、追求前程，事實上也是走出去看見世界的僅有管道。這些「看見世界」的知識份子，或所見所聞不吐不快，或鄉思沉重只能藉文字抒發，卻因緣際會，為島上的閱讀者打開了一扇望向世界的窗，事實上對台灣日後的經濟發展社會開放，也發揮了重大影響。

    當年的海外書寫，當然，除了留學生，也有出自1949以後因大陸易幟而流亡海外的知識分子和其他外移人口。當時他們能一吐塊壘的園地，只有台灣和少數香港報刊或僑報。回想起來，這些書寫真是感時悲懷多於歡悅。家國之思、文化重負，和「江東父老」的期待，往往使書寫者鄉思如縷、筆觸沉重。其中心緒，用唐君毅先生的話是「花果飄零」，陳之藩則喻之為「失根的蘭花」，我們感受到的自多是無奈和感傷。

    是的，去國失鄉之悲曾是民族的共同重負，使孔夫子遲遲其行，使屈原憔悴澤畔，使王粲嘆息「雖信美而非吾土」。即使到了上世紀的九〇年初，大陸流亡法國的蘇曉康還寫下過題為「在美麗的巴黎的那種痛苦」的篇章。

    相對之下，我們才更能看出這冊《歐洲暨紐澳華文女作家選集》的時空意義。這冊文集裡收了歐紐澳地區華文女作家的50篇作品，概分為散文小說和論述文。除了少數議論性文字，絕大多數篇章裡，作者寫的都是自己的生活情境、旅居地的文化，或和親人友人、工作夥伴相處的經驗……。偶有不諧的異國婚姻，或碰到了難處的工作主管、挑剔的居所房東，大致亦視之為人情之一環，並不引發身世的感懷。

    這些作者不乏名家，即使有些名字還不廣為人知，也都有很好的華文駕馭和觀察析理的能力；共同的是她們幾乎都幸運地卸下了感時憂國、失根流離的重擔。我讀集裡的作品，特別感覺到這些域外篇章，「域外」對作者只是諸多選擇的一個，不是不得不；選擇有其理由，但她們返家的路也暢通無阻；更重要的是，如果選擇不回故土，異鄉在感情上也可以成為故鄉；……我們幾乎可以說，這本文集見證的是，華文作者如今是站在世界公民的基點上寫他/她的人生，異地也許吸引她久居或暫留，但家回得去，選擇既不難，回首也無傷。

    我喜歡這樣的文字裡的歡悅陽光，雖然也追念曾經的，那離亂過後旅人濃重的鄉思和百轉的愁腸。

(黃碧端，生於福建，成長於台灣。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學士、碩士；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文學博士。曾任 國立中山大學外文系主任、國立暨南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教育部高教司長、國立台南藝術大學校長、國家兩廳院藝術總監、總統府國策顧問、文建會主任委員、教育部政務次長等。現為中華民國國際筆會會長。著有散文評論多種，並長期為《聯合報》副刊專欄主筆。)

晚景

洛夫

老，是一種境界

無聲，無色，無些些雜質

天空的星光不再沸騰

不再知道

雲

何時會從胸中升起

那種不可言說的純粹

魚子醬與豆腐乳相擁而眠

罈子裡冒出的異味

宣告秋天即將結束

然後慢節奏的活著

蠕蠕爬行

蝸牛般以口涎書寫牆的蒼白

溪水清而無力

但很安靜，一種不錯的選擇

一到春天

便匆匆推著落葉與泡沫向遙遠的

那個童年

漂去

老，是一道門

將關而未閉

望進去，無人知曉有多深

有多黑

卡夫卡的傷口那麼黑？

無人知曉

我試著從門縫窺探

似乎看到自己的背影

在看不見的風中

一閃而逝

2015.7.7於溫哥華

(洛夫,1928年生於湖南衡陽,長沙 大學中文系畢業,曾任教東海大學中國 文學系。北京師範大學、中國華僑大學、廣西民族大學、山西大學等特聘教 授。1954年與張默、瘂弦共同創辦《創世紀》詩刊,歷任總編輯多年。作品被譯成英、法、日、韓,荷蘭、瑞典等文,並收入各種大型詩選,包括《中國當代八大詩人選集》。曾榮獲多項重要詩歌獎，今年更榮獲李白詩歌大獎)

向地球村「龍門」跳越的海外華文文學

──加拿大華文作家第二故鄉寫作探析

盼耕

中國國內評論界，習慣欣賞世界華文作品中對第一故鄉（原鄉）的「家國情懷」，而忽略了海外華文文學業已進入第二故鄉寫作的新時期──向地球村「龍門」跳越的新時期。

海外華文文學一直有華人移民在彼邦身份糾結的投射。現代移居異國的華人絕大多數，既不同於第一代流落或被賣「豬仔」的命運，也不同於因某種原因自我流放的一群，而是自願、愉悅地移居。雖然背景不同，但在從中國公民變為異國公民的身份觀念上，都有一個掙紮的過程。

這種掙紮，使華人移民出現了三種身份的定位：第一種擺不脫「租客」的心態；第二種為「中立者」，在東西方價值之間保持平衡；第三種則以「主人」的情懷積極入世。三種身份的定位，都反映到文學作品中。其中，第三種觀念日漸強起，那是對彼邦公民意識、普世價值的積極進取。這就是表現在作品中的第二故鄉的「家國情懷」。”。

「家國情懷」原來是華人對故鄉故國、對中華民族的情懷，但在第二故鄉寫作中被放大擴展了，被注入新的涵義，賦予新的價值。

環顧地球村，不難發現北美是世界華文第二故鄉寫作的重鎮，其中加拿大更為突出。

站在地球村的高度審視，也不難看到第二故鄉寫作在世界華文文學中有以下的功能地位：

1. 與原鄉寫作互相輝映，擴展了華文文學中「家國情懷」的空間

海外華人的作品中，既有第一故鄉的回望美與凝固美，也有第二故鄉的前瞻美與延伸美。第一故鄉寫作，多是深沉的「家國情懷」；而第二故鄉寫作，多是愉悅的「家國情懷」。

作家阿木在《這裏已是我的家》一文中，這樣寫從中國故鄉回到加拿大的感覺：

飛機降落了。海關入口「Welcome Home」醒目的大字迎面而來。

汽車平穩有序地行駛在公路上。天格外湛藍。當車停在屋前，芬芳的青草味，熟悉的泥土氣息，變紅的茱萸樹葉，小松鼠，鄰居家的小狗搖著尾巴跑過來，帶著它主人的笑語「到家了！」

沉靜在回憶中的我，這才回過味兒來，故園常在夢中……往日熟悉的一切已經逐漸淡出。三十年的耕耘，三十年的休養生息，已將我和這片土地連在一起，這裏已是我的家了！

　　親切，輕鬆，陶醉！如果沒有第對第二故鄉的深情，是不可能有這樣的感受，不可能有這樣的書寫。

這些第二故鄉的寫作，與他們的第一故鄉寫作互相輝映。作家們兩種「鄉」、兩種「國」的作品，成為海外華人作品的並蒂蓮，豐富與擴展了華文文學中「家國情懷」的寫作空間。

2. 為「家國情懷」注入新的內涵，提昇了華人文學世界性的親和力，

在第二故鄉「家國情懷」的寫作中，「家」是移居地的「家」，「國」是移居地的「國」，「情懷」也是對移居地的「情懷」。作家們在關注生活底層華人移民的坎坷時，也關注其他民族移民的困苦；在發崛華人移民族群生存品格之美外，同時也發崛其他民族移民的精神。

林婷婷的《推車的吉普賽族》裏，這樣記述了吉普賽一家人的流浪生活：

一天，吉普賽人一家在路邊待客。也是夫婦倆。地面上多擺了兩小碟菜。飯後，女主賓邊聊邊互相捉頭髮裏的蚤子，男主賓一味忘情地彈著吉它，一味閉著眼唱。一首南方古歌。倆人都陷入了，陶醉得不行。一曲高歌後，婦人和孩子們都使勁鼓掌。掌聲在這個靜寂的下午顯得格外清脆、響亮……

入夜，我把自己關進冷氣房裏，扭開音響，我盡力想從音樂的旋律中回溯記憶的軌跡，以找回生命中某些開懷高歌的瞬息，然而此刻，記憶卻突然緲茫而遙遠；我耳邊聽到的，已不再是鐳射的音響，而是吉它的樂聲，那天晚上，我竟一夜無眠！

林婷婷的「我竟一夜無眠！」令我出神良久。為什麼「一夜無眠」？那是因為吉它聲一直在耳際迴響，而吉它聲後面，讀者除了感受吉普賽人推車流浪的困頓但樂天的生活外，還是感受到作家的同情、關切與焦慮。「我竟一夜無眠！」洋溢著來自作家心靈深處的人間暖流。

在對異族的人道關注時，也有被他人的關愛所感動。林婷婷《芳鄰》中的海蒂，微言《沙朗》中的沙朗，文野長弓《保姆沒有夢》、《漁翁之意不在魚》和《閑不住的手》等多篇中提到的老畫家菲力普，都是熱心關懷新移民的加拿大原住民，作家以尊敬與感激的筆觸細膩地記錄了他們的博大愛心。文野長弓的《印第安兄弟》中還有另一種讚譽，墨西哥一個海灣的年輕印第安樂手塔扎，為了歸還在景區遺下相機的失主，三年多來不斷打量著每一個登岸的遊客……。這些寫作，已經走出了「族群」的地域，是全球化語境下的寫作趨向。這類作品，把不同種族視為同一個地球族，把普世的人性關懷視為作品的靈魂，把他族的喜怒哀樂也當作自己家人的喜怒哀樂。他們的筆下，傳統的「家國情懷」發酵為國際藍空下更廣博的親和擁抱，引發了新的審美。他們的作品含有強烈的新世紀價值，為「家國情懷」寫作注入的新內涵，提昇了華人文學世界性的親和力。

3. 積極推動身份觀念的轉型，使華文文學成為提升華人形象的平臺

時間讓大多數華人移居初期對彼邦的距離感，變為融洽感。自豪感取代了自卑感。不少華人作家重視華人在移居國公民身份的尊嚴，強調要把身份的認同從「租客」與「過客」糾結轉到「公民」甚至是「主人公」身上，積極參與，盡自己公民的社會責任。加拿大作家微言和林楠，是此中出色的建言者，他的時評，對糾正華人移民的心理，有著正面的導向力。

　　身份觀念的轉型，不是落地就能即刻開花的。需要一個過程。在書寫這種情感轉變的作品中，文野長弓《誤闖禁區的麋鹿》中的描述，令人印象深刻。他把初到彼邦的自己比作「一隻誤闖禁區的麋鹿」，在靜謐的街區中，感到孤獨與冷漠。當他平靜凝視街區樹蔭掩映的人家後，逐漸感受到這裏「凝聚著加拿大幾代人的體溫，透過不言不語的意象，多情而又溫雅地歡迎世界各地的旅人，攜手共同創造多元的百草園……」文野長弓在《保姆沒有夢》中還深有感觸地說：「既然你來了，就應該把這裏當作家園，而不是驛站。」這種「當作家園」的意願，使作家有了欣賞的眼睛。在欣賞中感知新家園之美，在感知中開始了身份觀念的轉型，蘊釀著第二故鄉的情懷，而最終達致「摒棄了孤獨無助的自我，融入了在飄忽著綠光的深處」。他心境轉變的優美描述，相信對需要身份觀念轉型的讀者是明目的清流。

4. 第二故鄉寫作，使華人文學在世界文明的建設中多了一份擔當

許多華人移民積極融入新的社會，不但有了對第二故鄉的感情，還有了越來越強的移居地公民意識。第二故鄉是他們越來越關注的「家國」，對第二故鄉的責任成為他們心目中的越來越重的「情懷」。

結語：

第二故鄉的「家國情懷」寫作，是海外華文文學走出「族群」、融入全球化語境的寫作，體現出與時共進的魄力，體現出對國際社會的責任與奉獻精神。這種寫作，大大提升了華人文學的功能，使它在華文文學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因此，可以說第二故鄉的「家國情懷」寫作，推動了華人文學進入新時期──向地球村「龍門」跳越的新時期。

（盼耕 本名陳藩庚，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教授，香港大世界出版公司總編輯，香港文學促進協會理事長。）

晴窗閒話

付紅妹

 一

似陰非陰的天氣，若有若無的小雨，只合三兩知己倚窗而坐，一杯普洱，什麼都可以說，也可以什麼都不說。如此就好。這樣的天氣適宜寫一筆“相見亦無事，不來常憶君”，“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則太烈了。

二

菲沙河岸，安寧而空闊。零零落落的幾個人或悠然地散步或輕快的慢跑，小狗、鳥兒、松鼠在綠毯似的的草坪上嬉戲。自得其樂，互不相擾。不見了國內素日的喧鬧，可也少了塵世的煙火。安靜而寂寥，混亂而快活。魚與熊掌乎？

三

雨水豐沛，陽光大好，院子裡的花花草草一派欣欣然，那棵小櫻桃樹也枝繁葉茂起來。生機爛漫，人自是滿心歡喜，可也吸引了以松鼠為首的各界友朋。一日晨起，拉開窗簾，居然有只蜂鳥振翅與我隔窗對視，良久不去。我完全呆住了。“聽鳥說甚，問花笑誰”應的就是此時此景吧。

四

窗前讀書，偶抬頭，恰看見一隻松鼠自院中攀上圍欄，左顧右盼之後沿圍欄一路雀躍而去。不知它從何處來又奔往何處。處處無家處處家，然而它又是歡喜的。

五

浣熊忽來訪。晃動著胖胖的身形不知從哪裡踱步而來，不慌不忙，怡然自得，讓人想起老北京胡同裡穿著大汗衫搖著蒲扇端著茶壺的大爺。走著走著一屁股委坐在門口的草坪上，百無聊賴地四下望瞭望，然後懶洋洋地爬到櫻花樹上。沒有生疏，沒有戒備，更沒有對峙和攻擊，自然放鬆得像是在自家的田間地頭。

六

夜雨霏霏，晨起朗日清空，春光大好。除草，種花，吃飯，讀書。“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大概就是如此味道吧。

七

安靜的菲沙河邊。三三兩兩的行人，時而幾聲鳥啼飄過，幾隻加拿大雁在路上悠閒地散步。一輛車疾馳而來，減速，停車。雁渾然不覺地繼續著自己的遊戲，啄羽、引頸、左顧右盼。車等待，隨後而至的兩車亦等待，沒有一聲鳴笛，也沒有一個人下車。雁終於厭倦了，離開了路面。車遂去。

八

院子裡的花草樹木每天都給人欣喜。今天綻開一支玫瑰，明天吐蕊一朵芍藥，後天繡球又長出了新芽，要不就是薰衣草抽出了新穗，杜鵑花生出了新蕾……那只蜂鳥似乎是在後院的楓樹或松樹上築了巢，時而飛過來，振動著小小的翅膀圍著人盤旋。終日流連其間，不知魏晉。“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鳥山花好弟兄”實在是一場人與萬物相融相化的大自在、大歡樂。

(付紅妹，大學中文系教授。2011年移民加拿大，定居溫哥華。)

主編：瘂弦

本期執行編輯：趙慶慶

刊頭題字：沈家莊

海外華文文學的前世、今生與來世 

陳賢茂

    1983年，我調到汕頭大學任教，宣導海外華文文學研究。“華文文學”一詞，不是我的發明。早在上世紀60年代初的新馬華文報刊，就已頻繁出現這個詞，後流行於東南亞各國。我只是在“華文文學”前面加上“海外”二字，構成一個新詞，特指這是中國（包括台港澳）以外的華文文學。1985年，我主編的《華文文學》雜誌創刊，在秦牧的《代發刊詞》和我執筆的《編者的話》中，都有關於“海外華文文學”的闡述，標誌著這個新詞已正式走進了中國的傳播媒介。

    1988年，我在《海外華文文學的定義、特點及發展前景》一文（載《香港文學》第42、43期）中，給海外華文文學下了定義：“在中國（包括台港澳）以外的國家或地區，凡是用華文（即漢語）作為表達工具而創作的文學作品，都稱為海外華文文學”。1999年，由我主編的四卷本《海外華文文學史》正式出版，為這門新學科奠定了基礎。

    《海外華文文學史》記錄了海外華文文壇自1919年至1999年這80年間的發展歷程。具體評述的作家260位，簡要評述的也近百位。絕大多數是華人作家，非華人作家僅兩位，即韓國的許世旭和澳大利亞的白傑明。

    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有海外華文文學的存在。不過那時不稱華文文學，而稱為漢文學。創作主體不是華人作家，而是非華人作家。

    漢唐盛世，中國文化越出國界，澤被周圍國家。海外漢文學就在此基礎上產生。日本、琉球、朝鮮、韓國、越南等國是使用漢語創作最多的國家，包括詩、詞、賦、散文、筆記、小說等，數量巨大。

    西元751年，日本第一本漢詩集《懷風藻》問世，收漢詩117首。據日本學界統計，從奈良時期到明治時期出版的日本漢詩集共769種，收20余萬首詩。

    朝鮮、韓國的漢文學也歷史悠久。秦漢時期，漢字傳入朝鮮半島，此後出現了以漢語創作的漢文學作品。由朝鮮詩人、學者徐居正編選的詩文合集《東文選》，收錄了朝鮮半島西元7世紀至15世紀的漢文學作品。全書130卷：辭賦3卷，詩19卷，文108卷，是現存古代朝鮮半島最重要的漢文學選集。

    秦漢時期，越南被納入中國版圖。西元10世紀，越南建立了獨立的封建王朝李朝，但仍定漢文為全國通用文字，提倡儒學、佛教。西元13世紀陳朝時期，朝臣韓銓在漢字基礎上創造了越南國音字“字喃”，開啟了漢文學與字喃文學並存的局面，但漢文學仍占居優勢地位。19世紀末，法國佔領越南，推廣由葡萄牙傳教士創造的拉丁化越南國語，並漸居統治地位，漢文學創作衰落。

近30年來，中國大陸、臺灣出版了海外漢文學作品集，如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域外漢文小說大系”（包括《越南漢文小說集成》、《朝鮮漢文小說集成》、《日本漢文小說集成》和《傳教士漢文小說及其他》）。同時，海峽兩岸舉辦了一系列海外漢文學以及域外漢籍的研討會，標誌著海外漢文學日漸得到中國學界的重視。

    鴉片戰爭後，隨著中國國力的衰弱，漢語與漢文學在周邊國家的地位，一落千丈。到20世紀，以非華人作家為主體的海外漢文學已逐步消失，代之以華人作家為主體的海外華文文學。

上面談到的，是海外華文文學的過去與現在。它的未來又將如何呢？

    我認為在不太遠的將來，海外華文文學必將迎來比過去任何時代都輝煌的發展時期。

    漢語是海外華文文學的載體，如果海外華文文學要取得飛躍性的發展，首先漢語必須成為與英語並駕齊驅的國際性語言。

    西方人認為，漢語難學，英語易學。其實，難與易是相對而言的。據統計，莎士比亞時代的英語單詞約三萬個，但在資訊爆炸的現代，英語單詞已超一百萬個。英語使用者必須掌握五萬至二十萬個單詞，才算是有學問的人。相比，漢語使用者只要掌握四千漢字，就足夠用了。光憑這四千漢字，就可以組合成無窮無盡的新詞，應付不斷出現的新事物，新知識。

事實上，一種語言不論其先天稟賦如何優異，如無國家的強大實力做後盾，是不可能成為國際性語言的。

(陳賢茂，汕頭大學教授，台港及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中心主任，《華文文學》前主編。主編《海外華文文學史初編》和《海外華文文學史》。)

陳納德和我

馬大任

编者按：2015年為中國抗戰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特約美國援華飛虎隊陳納德將軍的翻譯、93高齡的馬大任先生撰文為志。

    我在飛虎隊服務時，全部時間在陳納德的總部。

    飛虎隊是美國志願隊（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的俗名，是中國借了美國的錢成立的。飛行員都是美國人。因為那時候美國還沒對日本宣戰，他們不能以美國空軍飛行員的身份到中國同日本空軍作戰，只能以志願的飛行員來。

    飛虎隊總部是在昆明機場裡的一座小房子。那小房子只有四間房間——陳的辦公室、譯電室、副隊長室和會客室。

    我的職稱是翻譯－譯電員，但我很少有翻譯的機會。陳的辦公室裡有中文秘書兼翻譯長，舒伯炎中校。如果來訪的人沒帶翻譯，舒中校就當翻譯，用不着譯電員去翻譯。我的工作是保管陳的軍用密碼本，將陳的來往檔從明碼翻為密碼，或從密碼翻成明碼。

    我們有八個譯電員，分為四組，兩人一組，二十四小時服務。一班六小時。

譯電員都是中國空軍的軍官。但是我們不是徵調來的，也不是考取的，我們是自願來服務飛虎隊的。

    當飛虎隊剛來中國時，除了一百個飛行員外，還有情報、電臺、醫療、維修人員。一百多個美國人都需要翻譯。中國空軍沒有那麼多翻譯，就決定由中國五個最好大學的外文系學生自願來服務飛虎隊。同時教育部說，在飛虎隊服務的期限是一年，一年後回校，在原班繼續就讀。我就自願參加了。不久，一部中國銀行的汽車將我們從重慶運到昆明，參加飛虎隊。我們有三個月訓練期，訓練完畢後，我就被分配到飛虎隊的總部擔任陳納德的翻譯－譯電員。

    陳納德是非常被人尊敬的領導，很和氣，從不大聲說話。他還會飛行，很瞭解日機性能，教飛行員如何同日機作戰，使飛虎隊成為二戰中成績最好的空軍隊。

    飛虎隊在緬甸北部和華西有幾個分站，一部分飛機在分站。陳納德發出的電信主要是給分站的。他收到的電信包括周至柔將軍的指令。周是航空委員會主任。有時候宋美齡也有電信給陳納德，她非常關心陳和飛虎隊的美國人。

    日本轟炸珍珠港後美國對日宣戰。飛虎隊總部從昆明移到重慶。後來美國陸軍第十四航空隊來接替美國志願隊。十四航空隊繼續由陳納德擔任隊長，他們也稱自己是飛虎隊。十四航空隊有自己的密碼和譯電員，我也服務期滿，就回到中央大學繼續念外文系。

    我畢業後考入重慶新聞學院，公費留美。後在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擔任東亞圖書館館長。一天飛虎隊翻譯長舒伯炎中校路過三藩市，我問他是否認識陳納德夫人陳香梅。他說當然認得。因為陳香梅是以記者的資格來採訪陳納德的。她來陳辦公室時，舒就坐在那辦公室裡。我問他可否幫忙寫信給陳香梅，告訴她我要保存陳納德的私人檔案在胡佛研究院？他說願意替我寫這封信。

    不久我收到陳香梅的回信。她說非常抱歉，陳納德的檔案已有兩個機構要了。一個是西點軍校,因為陳納德是西點的畢業生。一個是國家檔案館，因為陳是名將。

    我收到信後馬上給陳香梅回信，告訴她我有三個理由要得到陳納德的檔案。

    第一，我是陳納德的譯電員。他許多來往的信件是我經手的，所以他的檔案也是我的檔案，我會好好保管。

    第二，保存檔案的目的是供以後史家和學者研究之用。西點是軍校，普通人無法進去。檔案就無法發生任何作用。國家檔案館裡檔案很多，找起來很不方便。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理由是，作為他的夫人，你有責任為他在在歷史上正名。陳納德的政敵是史迪威將軍。史迪威的檔案在胡佛研究院。名記者Theodore White 依據史迪威的檔案寫了《史迪威日記》，是暢銷書，也是研究中國問題的名著，許多人都知道。那書裡所說的陳納德當然對陳納德很不利。為了使後人知道陳納德的立場，也讓學者對陳納德有正確的瞭解，替陳在歷史上正名，你必須將陳的檔案送給我，讓我將它放在史迪威的檔案旁邊，讓讀者同時看到史陳兩人的觀點。這不僅是替陳正名，也是對歷史的重要貢獻。